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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段时间，办公室四五个人还是如期打卡上下班，否则无法拿到n+1补偿。我们每天带走一些私人物品，直到办公桌上只剩下电脑和笔记本。最终，我拿到了6万多元的补偿金。离开公司的那天，我走出大楼，环顾四周，发现可以告别的人只有平时打招呼的保洁阿姨和保安小哥。我对保安小哥说我明天不来了，保安小哥一开始很诧异但很快又恢复了平静，说好多人都不来了。
入行40多年来，陆庆东带过6个徒弟，当年的上海时装公司工厂里有几百个裁缝，然而所有人加起来，目前从事服装行业的人，只余他一个。“我们这一代人大多是宁波红帮裁缝的后代，已经五六十岁，不少人都回乡了。学这行不容易，关键要坐得住，这根针要捏得牢。等我们老了，做不动了，谁来做这个行当？它的传承是很吃力的一个问题。”他期待，电视剧的热播能带动更多人关注红帮裁缝，把凝聚几代人心血的手艺传承下去。
经济形势是青年新型婚恋观的“催化剂”。一方面，当前收入和前景预期的收缩，催生了年轻人内心的焦虑情绪，致使“婚恋取决于条件”的观念趋于固化；另一方面，就业压力及其诱发的“社畜文化”进一步压缩了个体的可支配自由时间，降低了其在包容度方面的阈值，进而变相强化了“婚恋以独立为先”的取向。年轻人压力增加，时间精力大多都投入到了工作和事业里，剩余的时间也优先留给自己放松身心、回归自我，交给恋爱的时间少之又少，从而缺乏让青年人深入了解别人的空间。也正因此，诸如“恋爱靠边，搞钱第一”的口号才得以获得年轻人的自发认同。
婚恋条件性。对理性分析思维的认同，催生了“婚恋取决于条件”的行为模式。伴随着“生活成本”事实与“生活品质”追求之间张力的日益增长，似乎陪伴彼此的恋人不仅是鲜活的人，还是人格、才能、财产、原生家庭等多重条件的集合。因此，年轻人对婚恋关系往往持审慎态度：一方面，他们将对方在关系确立前后的付出意识纳入考量；另一方面，他们还会将对方的物质积累、发展潜力作为决定是否推进婚姻关系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