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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翠云向记者提及，为促进成果转化落地，多地财政划拨专项资金，对技术出让机构、转移服务机构企业实行“后补助”。例如，天津市按照各单位促进技术交易绩效，对技术出让单位、技术转移机构予以技术交易后补助；广西桂林规定，引进动植物优新品种进行试验示范并在该市推广应用，单个新技术成果(新品种)年度按新增销售收入等次，分别给予5万元、10万元、20万元奖补。
报告指出，2024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是实现 “十四五” 规划目标任务的关键一年，做好政府工作意义重大、责任重大。今年广州经济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标是：地区生产总值增速不低于5%；固定资产投资增长6%；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5.5%；商品进出口总值保持正增长；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3%以上；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3%；城乡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居民消费价格涨幅控制在3%左右；城镇新增就业24万人以上。
虽然一建成就遭受破坏，但刘振华认为，王平湿地还是为防汛和行洪发挥了不小的作用：“以前，永定河常年断流，很多老百姓都在河滩上开垦田地，甚至私搭乱建，使河道淤积、变窄。为了建设湿地，我们对河漫滩进行了大规模的疏挖整理，恢复原有河道，提高了行洪和蓄水能力，及时有效地削减洪峰，保护了下游的安全。假如河道中的那些农田和建筑物仍然存在，损失将大大增加。”
本案解决了当事人自愿约定将涉外争议提交境外仲裁机构仲裁但将仲裁地确定在我国内地的情形下仲裁条款效力的争议问题。我国仲裁法对于该问题没有作出规定，但司法实践不能以法无明文规定而拒绝回应。从国际商事仲裁实践看，仲裁地作为法律意义上的地点，与仲裁庭的开庭地点、合议地点、调查取证地点等均没有必然的联系，其功能主要在于确定仲裁裁决籍属、确定有权行使司法监督权的管辖法院以及用于确定仲裁程序准据法、仲裁协议准据法等。本案中，当事人约定的仲裁地在上海，故新加坡最高法院上诉庭判决案涉仲裁条款效力宜由仲裁地法院即中国法院作为享有监督管辖权的法院予以认定，而不宜由新加坡法院作出认定。上海一中院结合我国法律对相关问题未作禁止性规定的实际情况，通过将仲裁法第十六条规定的“选定的仲裁委员会”宽松解释为“仲裁机构”的方法填补法律漏洞，裁定当事人约定争议提交境外仲裁机构在我国内地仲裁的条款有效，展示了人民法院充分尊重当事人仲裁意愿、顺应国际仲裁发展趋势、求真务实解决问题的司法立场。另一方面，上海一中院作为仲裁地法院积极行使管辖权、准确适用法律、明确仲裁协议效力规则，为自由贸易试验区多元化解决纠纷营造了可预期的法治环境，对于上海加快建设亚太仲裁中心、打造国际上受欢迎的仲裁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