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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市场趋势看，北京二手房火热的基础线是二手房住宅单月1.5万套，但市场推动主要依赖学区房需求，过了4月需求就会下降。2023年小阳春很大程度是学区房和前期积压的需求释放，所以2024年同样市场高点也很可能出现在3—4月，预计1月在1.2万—1.3万套左右，2月春节影响后，3月市场有望再次超过1.5万套。
主动投案的要素具体为：一是主观要素，即主动、自愿到案配合纪检监察机关审查调查，不能假投案真投机、借投案试探虚实；二是行为要素，即投案后须交代自己主要涉嫌违纪违法犯罪的问题，不能投而不供或供小掩大；三是时间要素，主动投案的时间节点必须是被纪检监察机关采取谈话、讯问或留置等审查调查措施之前，有初核的，需在初核谈话前。在此之后，无论是否主动到案、交代的问题是否已被纪检监察机关掌握，均不能认定主动投案，但可以根据是否主动交代、主动交代的彻底程度等具体情节依规依纪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理。
新京报讯（记者 慕宏举）近日，新京报记者获悉，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对一起相邻关系纠纷作出终审判决。认定我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的《住宅设计规范》中规定的“卫生间不应直接布置在下层住户的卧室、起居室（厅）、厨房和餐厅的上层”的条款，属于强制性条文，楼上住户改动房屋结构后让卫生间部分区域对着楼下厨房，属于违规行为，要求楼上住户将房屋结构恢复原状。新京报记者了解到，张先生发现家里漏水，便上楼查看，不料竟发现楼上的房屋经改造后，本是厨房的部分面积变成了卫生间并安放了马桶。这样的改动，让张先生一家觉得难以接受。因协商未果，张先生将楼上住户高先生诉至法院，要求对方恢复房屋结构布局。一审法院对此案审理后查明，高先生家原厨房部分面积改造成卫生间并安放了马桶。一审法院认为，卫生间与厨房的功能明确，对建造有一定的特殊要求，高先生的房屋改造格局违反国家强制性标准要求。此外，法院认为，基于卫生间的特殊用途，如此改造会让楼下业主产生不适，不符合一般人的生活习惯，且有违善良风俗。据此判令高先生须将房屋的卫生间、厨房结构恢复至原状。高先生不服提起上诉，北京三中院对此案终审后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法官庭后表示，《住宅设计规范》明确规定，卫生间不应直接布置在下层住户的卧室、起居室（厅）、厨房和餐厅的上层，该条文有黑体字标志，属于规范确认的强制性条文。涉案房屋客观上形成了改造后的卫生间部分区域位于下层住户厨房上层的情形，在缺乏合法依据和正当性的情况下，一审法院判决高先生将卫生间、厨房的结构恢复至原状并无不当。法官特别指出，作为邻居应遵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指引，本着友善的态度处理邻里间的纠纷，房屋改造虽为业主的自由，但需在规范允许的范围内进行；鉴于卫生间和厨房的特殊功能，所以《住宅设计规范》才以强制条款的形式对卫生间和厨房的位置作出了规定。编辑 杨海 校对 王心
新京报讯（记者 张静姝）近日，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召开涉公司登记类纠纷案件新闻通报会，对涉公司登记类纠纷案件审理情况、案件特点进行了介绍，并进行了相关风险提示。会上，平谷法院还通报了典型案例。新闻通报会现场。图源：平谷法院A公司成立于2015年12月23日，注册资本500万元，法定代表人韩某1，工商登记股东分别为B公司（持股75%）、陈某（持股15%）、胡某（持股10%），认缴出资期限均为2035年12月22日，以上出资均尚未实缴。韩某1任A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胡某任A公司监事。胡某表示其于2022年1月份去税务局为其公司购买发票时候发现无法购买，被告知其已经被纳入失信人名单。但胡某称自己并未在工商登记材料上签字，系被韩某2冒用身份注册了A公司。故胡某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确认胡某不具有A公司的股东身份；A公司撤销胡某在A公司股东的工商登记；A公司撤销胡某在A公司监事的工商登记。庭审过程中，韩某2认可胡某于2015年12月至2016年5月期间入职C公司（韩某2系C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韩某2在胡某不知情的情况下，利用职务之便取得胡某的身份证信息用于注册成立A公司。韩某2认可其系A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胡某未参与A公司的实际经营，未召开过股东会以及进行分红。法院经审理认为，实践中，工商登记材料中股东的签字由他人代签的情况亦不在少数，且“代签”可以在被代签者明知或默认的情形下发生，并不等同于被“冒用”或“盗用身份”签名。本案中，胡某主张工商档案中委托书中签名均系伪造，并非胡某本人签字的意见，A公司的公司章程记载胡某为公司发起人股东，工商登记材料中亦附有胡某的身份证复印件等情况，足以形成胡某系A公司股东的外观。虽然韩某2出庭对胡某的上述主张予以认可，但是胡某与韩某2名下C公司存在雇佣关系，根据现有证据法院亦无法排除冒名之外的其他合理怀疑，仍不足以得出胡某系被冒用的唯一结论。故胡某主张撤销股东登记等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编辑 刘倩 校对 李立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