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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副会长丁金昌谈到，自己在对“双高计划”建设校进行中期验收时，发现大多数学校对于“高质量”仍停留在口号上，缺乏建设高度，对于“双高计划”的理解存在偏差，职业教育的类型特色体现不明显，高职教育的高等属性被忽视。他直言，部分“双高计划”建设校还是计划体制的思维，缺乏“研”的意识，忽视了学生发展多样化的需求，“千校一面”现象严重。
新京报讯（记者 张静姝）近日，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召开涉公司登记类纠纷案件新闻通报会，对涉公司登记类纠纷案件审理情况、案件特点进行了介绍，并进行了相关风险提示。会上，平谷法院还通报了典型案例。新闻通报会现场。图源：平谷法院A公司成立于2015年12月23日，注册资本500万元，法定代表人韩某1，工商登记股东分别为B公司（持股75%）、陈某（持股15%）、胡某（持股10%），认缴出资期限均为2035年12月22日，以上出资均尚未实缴。韩某1任A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胡某任A公司监事。胡某表示其于2022年1月份去税务局为其公司购买发票时候发现无法购买，被告知其已经被纳入失信人名单。但胡某称自己并未在工商登记材料上签字，系被韩某2冒用身份注册了A公司。故胡某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确认胡某不具有A公司的股东身份；A公司撤销胡某在A公司股东的工商登记；A公司撤销胡某在A公司监事的工商登记。庭审过程中，韩某2认可胡某于2015年12月至2016年5月期间入职C公司（韩某2系C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韩某2在胡某不知情的情况下，利用职务之便取得胡某的身份证信息用于注册成立A公司。韩某2认可其系A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胡某未参与A公司的实际经营，未召开过股东会以及进行分红。法院经审理认为，实践中，工商登记材料中股东的签字由他人代签的情况亦不在少数，且“代签”可以在被代签者明知或默认的情形下发生，并不等同于被“冒用”或“盗用身份”签名。本案中，胡某主张工商档案中委托书中签名均系伪造，并非胡某本人签字的意见，A公司的公司章程记载胡某为公司发起人股东，工商登记材料中亦附有胡某的身份证复印件等情况，足以形成胡某系A公司股东的外观。虽然韩某2出庭对胡某的上述主张予以认可，但是胡某与韩某2名下C公司存在雇佣关系，根据现有证据法院亦无法排除冒名之外的其他合理怀疑，仍不足以得出胡某系被冒用的唯一结论。故胡某主张撤销股东登记等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编辑 刘倩 校对 李立军
据介绍，城市人民政府对规划建设配售型保障性住房、解决好工薪人群住房困难问题负主体责任。城市政府根据需求，科学确定发展目标，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统筹落实用地规模、布局，合理把握建设规模和节奏，并制定年度建设筹集计划，优选建设实施主体。每个项目必须成立专门、独立的项目公司，专职负责该项目建设运营。项目公司与其他融资平台公司之间严格隔离，人、财、物都独立。探索建立“指挥部+公司”工作机制。“指挥部”由市政府领导牵头，各相关部门领导参加，及时研究解决工程项目建设中冒出来的各种具体问题。“公司”则可按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开展工作。两者既分工又协调，目的是确保项目如期高质量建成竣工、交付配售。
为实现更高质量充分就业，各地出台多项举措，动员多方力量，力求化解结构性就业矛盾。近日，记者来到制造业大市浙江宁波，走进企业、工厂、学校等地实地探访。外地引才更好满足企业用工需求、内部培训助力企业技术骨干成长、校企合作构建“育选用”贯通的人才培育体系……当地进行的诸多有益尝试，可为化解结构性就业矛盾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