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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5月，重庆两江新区社会保障局做出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刘先生受到的伤害为工伤，当年重庆两江新区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做出《初次鉴定结论书》，认定刘先生的伤残等级为9级。去年11月，重庆两江新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下达了对此事的《仲裁裁决书》，由于学森人力没有为刘先生购买工伤保险，学森人力需向刘先生支付医药费、补助金共计17余万元。
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因张某提供证据证明，其本人身份信息可能被人冒用并用于和环星公司签订案涉合同，而确认案涉合同上签名及手印是否为张某本人所为，需通过鉴定才能确定。从纠正仲裁程序瑕疵、尽快解决双方争议角度考虑，法院通知仲裁庭在一定期限内重新仲裁，同时裁定中止撤销程序。后该仲裁委员会重新仲裁，法院遂裁定终结撤销程序。仲裁庭在重新仲裁过程中，申请人环星公司撤回了仲裁申请。
2022年5月，重庆两江新区社会保障局做出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刘先生受到的伤害为工伤，当年重庆两江新区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做出《初次鉴定结论书》，认定刘先生的伤残等级为9级。去年11月，重庆两江新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下达了对此事的《仲裁裁决书》，由于学森人力没有为刘先生购买工伤保险，学森人力需向刘先生支付医药费、补助金共计17余万元。
本案解决了当事人自愿约定将涉外争议提交境外仲裁机构仲裁但将仲裁地确定在我国内地的情形下仲裁条款效力的争议问题。我国仲裁法对于该问题没有作出规定，但司法实践不能以法无明文规定而拒绝回应。从国际商事仲裁实践看，仲裁地作为法律意义上的地点，与仲裁庭的开庭地点、合议地点、调查取证地点等均没有必然的联系，其功能主要在于确定仲裁裁决籍属、确定有权行使司法监督权的管辖法院以及用于确定仲裁程序准据法、仲裁协议准据法等。本案中，当事人约定的仲裁地在上海，故新加坡最高法院上诉庭判决案涉仲裁条款效力宜由仲裁地法院即中国法院作为享有监督管辖权的法院予以认定，而不宜由新加坡法院作出认定。上海一中院结合我国法律对相关问题未作禁止性规定的实际情况，通过将仲裁法第十六条规定的“选定的仲裁委员会”宽松解释为“仲裁机构”的方法填补法律漏洞，裁定当事人约定争议提交境外仲裁机构在我国内地仲裁的条款有效，展示了人民法院充分尊重当事人仲裁意愿、顺应国际仲裁发展趋势、求真务实解决问题的司法立场。另一方面，上海一中院作为仲裁地法院积极行使管辖权、准确适用法律、明确仲裁协议效力规则，为自由贸易试验区多元化解决纠纷营造了可预期的法治环境，对于上海加快建设亚太仲裁中心、打造国际上受欢迎的仲裁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