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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 对外经济研究所新兴经济体研究室主任 李大伟：2024年，我国还是要打造市场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为各国企业和中国市场共同成长创造更好的条件。第一，实施更大力度吸引外资的综合性举措，针对性解决当前外商来华投资中具体的痛点难点问题；第二，抓紧落实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扩大服务业领域开放；第三，充分运用近年来实施重大外资项目的成功经验，继续推动实施一批标志性的重大外资项目；第四，通过举办国际产业投资合作等活动，提高招商引资活动的针对性、有效性。
1月3日苏州的“新年第一会”即聚焦“推进新型工业化”。会议明确了苏州推进新型工业化的目标任务：加快构建全市10个重点产业集群和30条重点产业链，用3年左右时间，力争形成电子信息、高端装备、先进材料、新能源4个万亿级主导产业，规上工业总产值达5万亿元，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推动GDP迈上3万亿元台阶。
入行40多年来，陆庆东带过6个徒弟，当年的上海时装公司工厂里有几百个裁缝，然而所有人加起来，目前从事服装行业的人，只余他一个。“我们这一代人大多是宁波红帮裁缝的后代，已经五六十岁，不少人都回乡了。学这行不容易，关键要坐得住，这根针要捏得牢。等我们老了，做不动了，谁来做这个行当？它的传承是很吃力的一个问题。”他期待，电视剧的热播能带动更多人关注红帮裁缝，把凝聚几代人心血的手艺传承下去。
经济形势是青年新型婚恋观的“催化剂”。一方面，当前收入和前景预期的收缩，催生了年轻人内心的焦虑情绪，致使“婚恋取决于条件”的观念趋于固化；另一方面，就业压力及其诱发的“社畜文化”进一步压缩了个体的可支配自由时间，降低了其在包容度方面的阈值，进而变相强化了“婚恋以独立为先”的取向。年轻人压力增加，时间精力大多都投入到了工作和事业里，剩余的时间也优先留给自己放松身心、回归自我，交给恋爱的时间少之又少，从而缺乏让青年人深入了解别人的空间。也正因此，诸如“恋爱靠边，搞钱第一”的口号才得以获得年轻人的自发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