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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济工作从来都不是抽象的、孤立的，而是具体的、联系的。”经济社会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必须综合考虑政治和经济、现实和历史、物质和文化、发展和民生、资源和生态、国内和国际等多方面因素。基于这一考量，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不仅统筹谋划经济工作的各个方面、各个层次、各个要素，而且注重推动经济工作和其他各项工作相互促进、良性互动、协同配合。比如，会议在部署2024年经济工作任务时，既从供给侧强调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也从需求侧强调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既突出深化重点领域改革，也突出扩大高水平开放；既重视抓好“三农”工作，也重视推动城乡融合、区域协调发展；既注重经济发展，也注重民生改善、生态文明建设、防范化解风险，充分体现了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系统性和科学性。不折不扣抓落实，要胸怀“国之大者”，提高政治站位，领悟和把握党中央决策部署的全局考虑和战略考量。把经济工作作为一个多维度、多层次、多因素的有机整体，对各方面任务进行统筹协调、统一贯彻、整体推进，确保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根据已经确立的目标制定时间表、路线图，把阶段性工作和长期性目标结合起来，真抓实干、善作善成，把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不折不扣落实下去。
对符合条件的配售型保障性住房项目，中央通过现有渠道适当给予补助。将符合条件的保障性住房项目纳入地方政府专项债券支持范围。支持利用住房公积金向缴存职工发放个人住房贷款，在确保贷款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在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上的大城市试点利用住房公积金发放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开发贷款。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提供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开发贷款和个人住房贷款，专款专用、封闭管理。符合条件的配售型保障性住房项目适用经济适用住房有关税费支持政策。
首先，以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与文化相互关系的基本原理为指导。马克思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恩格斯认为：“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马克思、恩格斯这两段论述是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关系的经典阐释，是指导我们理解和把握经济与文化相互关系的基本原理。按照这一基本原理，经济与文化的关系表现为经济的发展决定文化的发展，而作为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经济的反映，又给予社会经济巨大的影响。
本案解决了当事人自愿约定将涉外争议提交境外仲裁机构仲裁但将仲裁地确定在我国内地的情形下仲裁条款效力的争议问题。我国仲裁法对于该问题没有作出规定，但司法实践不能以法无明文规定而拒绝回应。从国际商事仲裁实践看，仲裁地作为法律意义上的地点，与仲裁庭的开庭地点、合议地点、调查取证地点等均没有必然的联系，其功能主要在于确定仲裁裁决籍属、确定有权行使司法监督权的管辖法院以及用于确定仲裁程序准据法、仲裁协议准据法等。本案中，当事人约定的仲裁地在上海，故新加坡最高法院上诉庭判决案涉仲裁条款效力宜由仲裁地法院即中国法院作为享有监督管辖权的法院予以认定，而不宜由新加坡法院作出认定。上海一中院结合我国法律对相关问题未作禁止性规定的实际情况，通过将仲裁法第十六条规定的“选定的仲裁委员会”宽松解释为“仲裁机构”的方法填补法律漏洞，裁定当事人约定争议提交境外仲裁机构在我国内地仲裁的条款有效，展示了人民法院充分尊重当事人仲裁意愿、顺应国际仲裁发展趋势、求真务实解决问题的司法立场。另一方面，上海一中院作为仲裁地法院积极行使管辖权、准确适用法律、明确仲裁协议效力规则，为自由贸易试验区多元化解决纠纷营造了可预期的法治环境，对于上海加快建设亚太仲裁中心、打造国际上受欢迎的仲裁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