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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足停歇的闲暇，不禁沉淀自我，回首、盘点一年中的收获与不足，有些像现代职场年轻人的“复盘”。近几年年末，我也常“复盘”：端坐书桌前，正念冥想，渐渐在心头清晰聚焦的便是一年中的关键，将关键词书写在纸上并张贴在醒目位置。酸甜苦辣，如此丰润的生活，心中生出对自己一年里安稳度过每一天的感谢与自豪，不禁嘴角上扬。
李强指出，中方愿同瑞方继续密切高层交往，更好发挥两国政府间对话合作机制作用，加快重启各层级各领域往来。双方要发掘更多利益契合点，加强自贸、海关等领域合作，培育壮大绿色、金融、数字经济等合作新增长点，推动两国经贸合作提质升级。希望瑞方继续为在瑞中资企业提供开放、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中方愿同瑞方加强文物、教育、青年、体育等领域合作。双方要密切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调，加强在互联互通基础设施融资、国际发展援助、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合作，共同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作出积极贡献。
北京金融法院认为，泛海公司并未直接与郭某签订《基金合同》，《承诺函》并非泛海公司向郭某出具。泛海公司与郭某之间并未有明确的仲裁解决争议的意思表示，不存在仲裁协议。泛海公司在仲裁庭首次开庭前提出了异议，符合相关程序性规定，经询问某仲裁委员会，该委并未对仲裁效力异议作出决定。该院裁定确认泛海公司与郭某之间不存在仲裁协议。
本案解决了当事人自愿约定将涉外争议提交境外仲裁机构仲裁但将仲裁地确定在我国内地的情形下仲裁条款效力的争议问题。我国仲裁法对于该问题没有作出规定，但司法实践不能以法无明文规定而拒绝回应。从国际商事仲裁实践看，仲裁地作为法律意义上的地点，与仲裁庭的开庭地点、合议地点、调查取证地点等均没有必然的联系，其功能主要在于确定仲裁裁决籍属、确定有权行使司法监督权的管辖法院以及用于确定仲裁程序准据法、仲裁协议准据法等。本案中，当事人约定的仲裁地在上海，故新加坡最高法院上诉庭判决案涉仲裁条款效力宜由仲裁地法院即中国法院作为享有监督管辖权的法院予以认定，而不宜由新加坡法院作出认定。上海一中院结合我国法律对相关问题未作禁止性规定的实际情况，通过将仲裁法第十六条规定的“选定的仲裁委员会”宽松解释为“仲裁机构”的方法填补法律漏洞，裁定当事人约定争议提交境外仲裁机构在我国内地仲裁的条款有效，展示了人民法院充分尊重当事人仲裁意愿、顺应国际仲裁发展趋势、求真务实解决问题的司法立场。另一方面，上海一中院作为仲裁地法院积极行使管辖权、准确适用法律、明确仲裁协议效力规则，为自由贸易试验区多元化解决纠纷营造了可预期的法治环境，对于上海加快建设亚太仲裁中心、打造国际上受欢迎的仲裁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