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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等教育学会职业技术教育分会理事长周建松教授认为，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是一项系统工程，“双高计划”建设是带动力。各建设单位应按照“引领改革、支撑发展、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建设要求，切实提高建设绩效管理水平，对接服务国家战略，响应改革任务部署，紧盯“引领”，强化“支撑”，凸显“高”，彰显“强”，体现“特”，尤其在展示形成一批有效的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制度、标准方面作出贡献，发挥好龙头引领作用。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知识产权与创新发展中心主任 李文宇：并非所有的人工智能生成作品，都属于著作权的保护范畴，它应该遵循我国（现行）著作权相关的一些法律规则，对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是否属于作品进行客观判断。实践中也应该从促进创新和平衡产业的发展角度出发，去考量权利归属的最佳方案。因此，立足于我国实际、运用我国法律话语体系，明晰我们国家制度规则的相关内容。
王青判断，综合官方制造业PMI指数及物价走势，一季度MLF利率下调的可能性仍然较大。首先，这将释放稳增长政策前置发力的清晰信号，提振市场信心。其次，MLF利率下调会带动LPR报价联动调整，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激发市场需求，有助于扭转2023年四季度以来经济修复势头稳中偏弱的局面。最后，这将为引导居民房贷利率下行开拓空间，进而推动房地产行业尽快实现软着陆。后者是当前宏观经济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关键。
本案解决了当事人自愿约定将涉外争议提交境外仲裁机构仲裁但将仲裁地确定在我国内地的情形下仲裁条款效力的争议问题。我国仲裁法对于该问题没有作出规定，但司法实践不能以法无明文规定而拒绝回应。从国际商事仲裁实践看，仲裁地作为法律意义上的地点，与仲裁庭的开庭地点、合议地点、调查取证地点等均没有必然的联系，其功能主要在于确定仲裁裁决籍属、确定有权行使司法监督权的管辖法院以及用于确定仲裁程序准据法、仲裁协议准据法等。本案中，当事人约定的仲裁地在上海，故新加坡最高法院上诉庭判决案涉仲裁条款效力宜由仲裁地法院即中国法院作为享有监督管辖权的法院予以认定，而不宜由新加坡法院作出认定。上海一中院结合我国法律对相关问题未作禁止性规定的实际情况，通过将仲裁法第十六条规定的“选定的仲裁委员会”宽松解释为“仲裁机构”的方法填补法律漏洞，裁定当事人约定争议提交境外仲裁机构在我国内地仲裁的条款有效，展示了人民法院充分尊重当事人仲裁意愿、顺应国际仲裁发展趋势、求真务实解决问题的司法立场。另一方面，上海一中院作为仲裁地法院积极行使管辖权、准确适用法律、明确仲裁协议效力规则，为自由贸易试验区多元化解决纠纷营造了可预期的法治环境，对于上海加快建设亚太仲裁中心、打造国际上受欢迎的仲裁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