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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心理学专业毕业、从事IT培训行业的“90后”梁志勇,既是“主题游”的资深玩家、笔记攻略作者,也是北京蜜蜂社俱乐部的主理人。他告诉记者,随着“主题游”需求日益增长,蜜蜂社团队组成、主题活动也更加丰富,“目前我们有10个伙伴,除了清华建筑系建筑师之外,还有爱运动的财经女记者、心理咨询师、策展人,未来除了走寺庙,还会走入艺术场馆中”。梁志勇介绍。
马亮说:“如果在平台实现宣传、销售整个流程的,平台完全应该负相关的监管责任,因为从平台的设计是有能力有义务进行全流程的监管。但是,如果是从平台获得信息,通过私域、线下的方式完成消费,把平台作为服务的入口,平台可能没有办法追踪到后续的消费造成的诈骗的问题。第一类情况,如果消费者去维权,平台有义务去追踪,包括强制要求这样一些服务下架,或者对商家进行必要的惩罚。但是对第二类情况,监管会存在比较大的挑战。”
“我们发现一些毕业生不好找工作,另一方面,企业急需的专业技能人才又招聘不到。”宁波市就业管理中心主任郑善铭说。郑善铭口中的这种矛盾,属于结构性就业矛盾,即人力资源供给与岗位需求之间的不匹配,导致“就业难”和“招工难”并存。
“四下基层”架起了领导干部与基层群众之间的“连心桥”。一方面,基层是党同群众连接的“最后一公里”,涉及人民群众利益的大量决策和工作主要发生在基层,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突出的矛盾问题也主要发生在基层,基层强则国家强,基层安则天下安。另一方面,领导干部是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关键少数”,领导干部带头冲在前、干在先,是我们党走向成功的关键,对全党全社会都具有风向标作用。“四下基层”推动领导干部直面基层、深入基层,把基层作为服务群众的主战场,让“关键少数”牵住基层“牛鼻子”,让“坚持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更加鲜明,势必进一步夯实基层基础,推动基层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发挥更大更好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