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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亮说：“如果在平台实现宣传、销售整个流程的，平台完全应该负相关的监管责任，因为从平台的设计是有能力有义务进行全流程的监管。但是，如果是从平台获得信息，通过私域、线下的方式完成消费，把平台作为服务的入口，平台可能没有办法追踪到后续的消费造成的诈骗的问题。第一类情况，如果消费者去维权，平台有义务去追踪，包括强制要求这样一些服务下架，或者对商家进行必要的惩罚。但是对第二类情况，监管会存在比较大的挑战。”
作为自带流量、第三产业发达的文旅名城，扬州将做强实体经济作为开新局的重要抓手。据去年发布的《加快建设制造强市行动方案》，该市将聚焦6大主导产业集群和13条新兴产业链，实施创新强基、转型升级、招商强链等行动，推动制造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到2025年力争实现“211”目标：新能源、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3个产业规模超2000亿，成为地标产业；10个以上的新兴产业链总量过百亿；全部工业开票销售超万亿元。
新年前后是音乐会演出的高峰期，容易出现“供不应求”的情况，于是有的城市便会邀请国内外一些知名度较低的乐团填补演出空白。倘若这些乐团具备基本的演出水平，售票定价合理，自然无可厚非。问题是，一些经纪公司为了牟取暴利，“挂羊头卖狗肉”，将一些水平欠佳的乐团包装成国际知名乐团，卖出了一线乐团的高昂票价。这样的行为不仅欺骗了观众，也搅浑了演出市场的水。
北京金融法院认为，泛海公司并未直接与郭某签订《基金合同》，《承诺函》并非泛海公司向郭某出具。泛海公司与郭某之间并未有明确的仲裁解决争议的意思表示，不存在仲裁协议。泛海公司在仲裁庭首次开庭前提出了异议，符合相关程序性规定，经询问某仲裁委员会，该委并未对仲裁效力异议作出决定。该院裁定确认泛海公司与郭某之间不存在仲裁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