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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完善对高层次人才的个性化服务体系，不断提高人才发展的舒适度和自由度。”霍启文表示，对各类高层次人才的创新创业、安居生活等各项福利配套进行量身定制，设计专属的激励和保障方案，根据人才的资历和专业水平，适当下调人才认定门槛，合理扩大对国内外高层次人才的认定范围，分级分类引进人才。此外，还需要建立重点产业急需紧缺战略性人才引进的“绿色通道”与“特色服务”，加快战略性人才引进，筑牢战略人才力量。
由《行动计划》，人们很自然地联想到“互联网+”，联想到于2015年7月印发实施的《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两个文件虽然时隔8年多，但是仍有诸多可以相比较的地方。两者分别以“互联网+”和“数据要素×”为关键词，都引入了数学符号，给人非常直观的感受。同时，两者都对部署的措施冠以“行动”并都详细列举了开展“行动”的重点领域。前者列举了“创业创新”“协同制造”“现代农业”等11个领域，后者列举了“科技创新”“智能制造”“智慧农业”等12个领域。
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加强财政、货币、就业、产业、区域、科技、环保等政策协调配合，把非经济性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强化政策统筹，确保同向发力、形成合力。加强经济宣传和舆论引导，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这表明，2024年需要以更加协调的政策组合谋发展，统筹考虑不同政策的调节特点与调节功能，使它们在最佳配合方案下实现宏观经济目标，通过“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维持经济总量平衡、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引导经济健康发展、推动社会全面进步。这一要求体现出鲜明的问题导向和系统思维，具有明确的现实针对性和战略指导性。深刻理解和把握这一要求，应从增强宏观政策目标的一致性、加强政策措施的协同性、强化预期管理的重要性三个层次入手。
李师傅说，大部分情况下，双方都是在商量好价格的情况下正常完成交易。至于消费者跟开锁师傅出现的矛盾，他认为，双方不一致的地方可能在于有的市民对开锁师傅技能的不认可，“比如我们到现场，三五分钟就把锁打开了。”李师傅说，本来这是一件好事，最快速地帮人解决了问题，但有些人却觉得这么快就完事了，开锁的钱也挣得太容易了，他们反倒不乐意了，觉得这钱不该给，或者不该给这么多，于是很容易引发矛盾，“但开锁师傅挣的本来就是技术钱，难道不应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