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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届时浙江4A级及以上社会组织数将达到3800家以上，平均每个城市社区、农村社区分别拥有社区社会组织20个、9个，每个社区培育1个以上志愿服务类的社区社会组织，每个社区拥有5个以上活跃度较高的社区社会组织。浙江全省社区发展基金会总数达200家，登记的乡镇(街道)社会组织服务中心等级评估率80%以上。实现每万人拥有持证社会工作者35人，乡镇(街道)社会工作站全覆盖。
以上典型问题暴露出一些地方仍然存在不顾客观实际蛮干硬干、片面追求短期效益牺牲长远发展，考核任务过多过重等问题，既背离新发展理念，也加重了基层负担。各地区各部门要引以为戒、对照检视，从讲政治的高度深刻认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的危害，进一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举一反三纠治项目建设、耕地保护、基层治理等领域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扎扎实实推进减负工作，切实增强基层干部获得感。
此外，对于两岸经贸关系，台湾成功大学政治学系教授丁仁方接受中新社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大多数工商界人士希望拥有稳定的两岸环境，自身发展不受干扰。然而赖清德的施政路线很有可能升高两岸发生冲突的风险，“每个人都知道他是‘务实的台独工作者’”，大陆也将予以反制。《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已有一些项目面临中止，未来不排除全面终止的可能。但两岸民间还应继续推动两岸融合发展。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高举人民民主的旗帜，致力于建设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1945年，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明确提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我们党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把人民作为推动民主进步的真正动力，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到革命斗争中。土地革命时期，党在中央苏区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开始了区域性政权民主建设的探索。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根据地实行“三三制”，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以参议会为最高权力机关，建立各级立法、行政、司法机关。《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选举条例》的公布、“豆选法”等选举形式的创造，保障了人民民主的真实性和广泛性。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人民建立和巩固国家政权，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架构、经济基础、法律原则、制度框架基本确立并不断发展，中国人民通过艰苦奋斗取得的民主政治权利以制度的形式巩固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