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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轮保障性住房规划建设，重点是拓展了配售型保障性住房的新路子。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有关司局负责人介绍，当前，城市居民住房困难矛盾主要集中在大城市特别是一二线城市。这些城市住房存在结构性供给不足，由于房价高，形成大量“夹心层”，买不起商品住房。例如：广州1000万户籍人口中，还有200万无房户。这部分“夹心层”无法通过商品房市场解决住房问题。加大配售型保障性住房建设和供给，让工薪收入群体逐步实现居者有其屋，是解决“夹心层”群体住房困难、缓解广大工薪收入群体特别是新市民和青年人买不起商品住房焦虑的根本路径。
“外贸外资是连接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纽带，是稳定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近年来，按照党中央、国务院部署，税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稳外贸稳外资税收支持政策和征管服务便利化举措，促进进出口平稳发展，支持外贸新业态新模式发展，鼓励外商来华投资兴业。”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平认为，将这些政策举措梳理成册并及时更新，不仅便于纳税人系统掌握、便捷享受政策，同时也释放出持续扩大对外开放、大力巩固外贸外资基本盘的积极信号，进一步提振市场发展信心。
“四下基层”是党的群众观点与群众工作的有机统一，是化解矛盾、推动发展的有效办法，是来之于实践、又指导实践的实践创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传承和弘扬“四下基层”优良传统的好做法好经验，把握运用“四下基层”工作制度蕴含的立场观点方法，及时研究解决发展所需、改革所急、基层所盼、民心所向的问题，不断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
本案解决了当事人自愿约定将涉外争议提交境外仲裁机构仲裁但将仲裁地确定在我国内地的情形下仲裁条款效力的争议问题。我国仲裁法对于该问题没有作出规定，但司法实践不能以法无明文规定而拒绝回应。从国际商事仲裁实践看，仲裁地作为法律意义上的地点，与仲裁庭的开庭地点、合议地点、调查取证地点等均没有必然的联系，其功能主要在于确定仲裁裁决籍属、确定有权行使司法监督权的管辖法院以及用于确定仲裁程序准据法、仲裁协议准据法等。本案中，当事人约定的仲裁地在上海，故新加坡最高法院上诉庭判决案涉仲裁条款效力宜由仲裁地法院即中国法院作为享有监督管辖权的法院予以认定，而不宜由新加坡法院作出认定。上海一中院结合我国法律对相关问题未作禁止性规定的实际情况，通过将仲裁法第十六条规定的“选定的仲裁委员会”宽松解释为“仲裁机构”的方法填补法律漏洞，裁定当事人约定争议提交境外仲裁机构在我国内地仲裁的条款有效，展示了人民法院充分尊重当事人仲裁意愿、顺应国际仲裁发展趋势、求真务实解决问题的司法立场。另一方面，上海一中院作为仲裁地法院积极行使管辖权、准确适用法律、明确仲裁协议效力规则，为自由贸易试验区多元化解决纠纷营造了可预期的法治环境，对于上海加快建设亚太仲裁中心、打造国际上受欢迎的仲裁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