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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会议强调，要抓好“防”的一手，加强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建设。推进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加强综合治理，完善轻罪治理体系，着力铲除违法犯罪滋生土壤。研究加强监狱工作，坚持把监狱改造、社区矫正、安置帮教作为一个整体来抓，预防和减少重新违法犯罪。深入实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强化校园环境综合整治和网络不良信息治理，建好用好专门学校，建立适合未成年人身心特点的教育矫治体系。
对青年而言，婚恋观是人生观的重要组成部分。1932年，张竞生教授提出“爱情四定则”：“爱情是有条件的，爱情是可比较的，爱情是可变迁的，夫妻为朋友的一种。”这在彼时显得石破天惊，却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当下中国青年的婚恋观。究其原因，发端于社会、经济、思想文化的变革逐步形成了当下年轻人对婚恋多元性的追求与实践。
值得一提的是，大连市公安机关将失联警情源头处置纳入基层社会治理体系。为易走失老年人发放防走失设备，定期实地走访或电话回访；对于精神疾病类以及家庭纠纷类失联警情，全量联动治安管理部门、属地派出所及街道社区“一人一档”开展后续预防工作；开发区分局成立“护航成长”民警公益组织，以中小学生作为服务对象，发动心理专家点对点入校教育疏导；加强与有关职能部门以及平安志愿者组织整体联动，建立信息共享机制，畅通协作通道，形成长效机制解决救助安置问题。
经济形势是青年新型婚恋观的“催化剂”。一方面，当前收入和前景预期的收缩，催生了年轻人内心的焦虑情绪，致使“婚恋取决于条件”的观念趋于固化；另一方面，就业压力及其诱发的“社畜文化”进一步压缩了个体的可支配自由时间，降低了其在包容度方面的阈值，进而变相强化了“婚恋以独立为先”的取向。年轻人压力增加，时间精力大多都投入到了工作和事业里，剩余的时间也优先留给自己放松身心、回归自我，交给恋爱的时间少之又少，从而缺乏让青年人深入了解别人的空间。也正因此，诸如“恋爱靠边，搞钱第一”的口号才得以获得年轻人的自发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