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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西平认为，约在1500年至1800年间，中欧之间有过“恋爱”期，彼此都对对方的文化感到好奇、仰慕。利玛窦和继其之后的许多传教士，都怀着尊重中国文化的态度，扮演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莱布尼茨、伏尔泰等学者，更认为中国是礼仪之邦、理性之国。诚然当时中欧认识中的彼此并不完全符合事实，但那种愿意主动了解、并基于了解和尊重开展交流的态度，值得今人学习。
对宋川来说，东北的一切都新鲜得令人“狂喜”。在依布尔哈通河而建的延吉水上市场，他第一次踩在结冰的河面上，打“出溜滑”、躺进雪地、和几个朋友手拉手在冰上转圈……“我的齐齐哈尔同学说，最大的乐趣不是玩雪，而是看3个南方人玩雪。”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宋川从来没见过那么大块的冰，被巨大的冰雕祈年殿等雕塑震撼，也和冻在冰里的鱼、草和硬币合影。关于冰雪的一切，都在深深吸引着他。
《利玛窦中国札记》里，这样记录着对中国细致认真的观察和描述：“我们在中国已经生活了差不多三十年，并且游历过它的最重要的一些省份，而且我们和这个国家的贵族、高官及最杰出的学者们友好交往。我们会说这个国家本土的语言，亲身从事研究过他们的风俗和法律；并且最后而又最为重要的是，我们还专心日以继夜地攻读过他们的文献。这些优点当然是那些从未进入过这个陌生世界的人们所缺乏的。”
从用户服务的角度来看，数字化转型与学校的规模及“水平”没有直接关系。从当前职业教育发展的政策可以看出，国家已然将职业教育摆在了教育改革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中更加突出的地位。那么任何想要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生存下去，想要实现新的历史跨越，增强自身的吸引力、影响力和竞争力的职业学校，都需要转变传统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模式，清晰认识到数字化转型是必经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