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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上述办法目前已废止。2016年6月，国家文物局宣布废止《文物拍摄管理暂行办法》等12件规范性文件。《国务院关于第二批取消152项中央指定地方实施行政审批事项的决定》（国发[2016]9号）也取消了“馆藏文物拍摄许可”“文物保护单位的拍摄许可”“制作考古发掘现场专题类、直播类节目审批”，但需要征得文物管理、使用、收藏单位的同意。
“防诈指南”提及代办保障房涉法涉诉典型案例。从2019年9月至2020年5月，郭某某租用西安市新城区某宾馆作为办公地点，非法开展公租房代办业务，谎称自己有办理公租房能力，骗取大量保洁员的信任，与保洁员们签订所谓的“委托申请协议”，并以收取办事费用及预交房租的名义，向每位保洁员收取2.5万至3万元的费用，共计骗取46名保洁员119万余元。郭某某将所得赃款用于个人消费和赌博挥霍。
由《行动计划》，人们很自然地联想到“互联网+”，联想到于2015年7月印发实施的《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两个文件虽然时隔8年多，但是仍有诸多可以相比较的地方。两者分别以“互联网+”和“数据要素×”为关键词，都引入了数学符号，给人非常直观的感受。同时，两者都对部署的措施冠以“行动”并都详细列举了开展“行动”的重点领域。前者列举了“创业创新”“协同制造”“现代农业”等11个领域，后者列举了“科技创新”“智能制造”“智慧农业”等12个领域。
北京师范大学考试与评价中心主任刘嘉曾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时提到，一方面保留少数艺术院校的校考，为顶尖的艺术精英人才脱颖而出畅通渠道，体现精细化；另一方面开展“规范、高效”的省级统考，让更多高校能够选拔到专业基础好、文化底子厚、发展空间大的优秀学生，“这恰恰是大规模统一选拔性考试可以做到的，也是擅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