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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和作风问题像“滚刀肉”，具有很强的顽固性和反复性，喘口气就会反弹，歇歇脚就会抬头，一刻也不能松劲。“一篙松劲退千寻”，我们党同腐败和作风问题的较量是一场殊死搏斗，只能进、不能退，只能赢、不能输。当前，正风肃纪反腐高压之下，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大为减少，但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在一定范围内仍然存在，犹如病毒一般，隐形变异、不断衍生“新变种”，让政策落空、工作变味、好事办砸、实事泡汤，成为损害党群关系、败坏党风政风的顽疾。如果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施以重手，就难以解决好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更会演变出新的腐败问题，成为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
不同特使的具体职责是什么？在翟隽和刘晓明两位特使履新之际，外交部曾透露，上任后翟隽将与有关各方建立密切合作关系，积极劝和促谈，为推动地区热点问题妥善解决、实现地区和平稳定发挥积极和建设性作用。刘晓明特别代表的主要职责是协助外交部协调处理半岛事务，同有关各方保持沟通合作，为推动半岛问题政治解决进程发挥建设性作用。
“结构性就业矛盾主要源于劳动力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结构性失衡，最典型的是劳动力能提供的技能与企业对技能的需求不匹配。”浙江大学经济学院劳动经济系的张海峰教授分析，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一方面要优化经济结构，推动产业转型，从而创造更多对高素质劳动力的需求。另一方面也要完善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体系，优化劳动力队伍的技能结构，比如通过校企合作和产教融合，完善以技能需求为导向的职业教育，促进职业教育与就业市场的有机衔接。
2012年8月，韩国大成株式会社与在上海自贸试验区内设立的企业普莱克斯公司签署《承购协议》，第14.2条约定对因本协议产生的或与之有关的任何争议，协商不成的，双方均同意将该等争议最终交由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根据其仲裁规则在上海仲裁。2013年2月，大成株式会社、普莱克斯公司以及大成广州公司签署《补充协议(一)》，将大成株式会社在《承购协议》项下的权利与义务转让给大成广州公司，大成株式会社对大成广州公司在《承购协议》合同期间内的义务履行承担连带保证责任。2016年3月，大成株式会社、大成广州公司共同向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提出仲裁申请，请求仲裁庭认定普莱克斯公司违约并裁决其履行支付义务等。在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的仲裁程序中，普莱克斯公司向仲裁庭提出管辖权异议。仲裁庭于2017年7月作出管辖权决定，多数意见认为案涉仲裁条款约定的开庭地点为中国上海，仲裁地为新加坡，仲裁协议准据法为新加坡法，案涉仲裁条款在新加坡法下有效，并认定仲裁庭对案涉争议有管辖权。2017年8月，普莱克斯公司向新加坡高等法院起诉要求确认仲裁庭对争议无管辖权。同月，新加坡高等法院判决认为仲裁条款约定争议提交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在上海仲裁应理解为仲裁地为新加坡。普莱克斯公司上诉至新加坡最高法院上诉庭。2019年10月，新加坡最高法院上诉庭作出二审判决，认定第14.2条约定“在上海仲裁”表明仲裁地在上海，而不是新加坡，但就仲裁庭对争议是否有管辖权等其他争议问题不作认定。为此，仲裁庭出具《中止仲裁决定》，等待中国法院确认案涉仲裁条款的效力。2020年1月，大成株式会社、大成广州公司向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申请确认案涉仲裁条款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