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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中国民用航空局在2018年7月16日印发并实施的《关于改进民航票务服务工作的通知》规定，航空公司要制定机票退改签收费“阶梯费率”，即根据不同票价水平和时间节点等，设定合理的梯次收费标准，不能简单规定特价机票一律不得退改签。但合理标准是多少没有细化。这使得航空公司出于保障自身经济利益考虑，往往遵循“折扣越高，退改签收费比例越高”的规则，制定了实际上不合理、不公平的收费标准。在上述这起“高额退票费”事件中，消费者刚买完机票选择退订，给航空公司造成的损失微乎其微，航空公司却按照自行设置的标准扣除高昂手续费，显然不合理，这是广大网友气愤的根本原因所在。
本案解决了当事人自愿约定将涉外争议提交境外仲裁机构仲裁但将仲裁地确定在我国内地的情形下仲裁条款效力的争议问题。我国仲裁法对于该问题没有作出规定，但司法实践不能以法无明文规定而拒绝回应。从国际商事仲裁实践看，仲裁地作为法律意义上的地点，与仲裁庭的开庭地点、合议地点、调查取证地点等均没有必然的联系，其功能主要在于确定仲裁裁决籍属、确定有权行使司法监督权的管辖法院以及用于确定仲裁程序准据法、仲裁协议准据法等。本案中，当事人约定的仲裁地在上海，故新加坡最高法院上诉庭判决案涉仲裁条款效力宜由仲裁地法院即中国法院作为享有监督管辖权的法院予以认定，而不宜由新加坡法院作出认定。上海一中院结合我国法律对相关问题未作禁止性规定的实际情况，通过将仲裁法第十六条规定的“选定的仲裁委员会”宽松解释为“仲裁机构”的方法填补法律漏洞，裁定当事人约定争议提交境外仲裁机构在我国内地仲裁的条款有效，展示了人民法院充分尊重当事人仲裁意愿、顺应国际仲裁发展趋势、求真务实解决问题的司法立场。另一方面，上海一中院作为仲裁地法院积极行使管辖权、准确适用法律、明确仲裁协议效力规则，为自由贸易试验区多元化解决纠纷营造了可预期的法治环境，对于上海加快建设亚太仲裁中心、打造国际上受欢迎的仲裁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杜逸轩的同班女生曹扬洋喜欢刷有关国风穿搭的短视频。前不久，她看到一名自称“女大学生”的国风穿搭博主。该博主发布的短视频画面，很多时候背景是上铺下桌的宿舍环境，内容均系自拍，全脸被手机遮挡，对镜展示不同款式的旗袍。对于这些服装，博主介绍有“纯欲风”“狐仙风”“露点风”，还称“＋vx（加微信）”可私聊下单。“总在夜里11点至凌晨3点之间直播，也是在‘打视觉擦边球’。”曹扬洋说。
与年均GMV数万亿的淘宝天猫、京东、阿里巴巴，甚至抖音电商相比，当下百度电商仍然很弱小。据百度副总裁、百度电商总经理平晓黎透露，百度电商目前商家数量约为10万个。相比之下，阿里巴巴旗下的淘宝过去一年内增加了512万个新商家，拼多多2022年活跃商家有1400万个，过去一年有884万人在抖音直播带货获得了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