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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注意的是，数据资产有别于数据本身，是专指能够为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数据资源。作为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进程中的新兴资产类型，数据资产被认为是数字时代最重要的资产形式之一。有序推进数据资产化，加强数据资产全过程管理，有利于更好释放数据资产价值。尽管对数据资产的重要性已形成共识，但在现实运用中还存在不少难点堵点，特别是法律权属模糊、供给质量不高、流通机制不畅等问题亟需解决。
由《行动计划》，人们很自然地联想到“互联网+”，联想到于2015年7月印发实施的《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两个文件虽然时隔8年多，但是仍有诸多可以相比较的地方。两者分别以“互联网+”和“数据要素×”为关键词，都引入了数学符号，给人非常直观的感受。同时，两者都对部署的措施冠以“行动”并都详细列举了开展“行动”的重点领域。前者列举了“创业创新”“协同制造”“现代农业”等11个领域，后者列举了“科技创新”“智能制造”“智慧农业”等12个领域。
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加沙地带巴勒斯坦人的死亡人数已经超过2.3万，加沙地区残垣断壁、硝烟弥漫、人员死伤的画面震惊世界。当务之急是停火止战，释放被扣押人员，保护平民和民用设施安全，开辟人道救援通道，重启对话谈判。这既是有关当事方不容回避的责任，也是国际社会应当努力实现的目标。但是拜登政府却对以色列军援不断加码，多次否决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近一个月来更是两次绕过国会“紧急”对以军售，并将航母编队派到地中海和红海为以色列“站台”。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高举人民民主的旗帜，致力于建设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1945年，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明确提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我们党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把人民作为推动民主进步的真正动力，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到革命斗争中。土地革命时期，党在中央苏区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开始了区域性政权民主建设的探索。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根据地实行“三三制”，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以参议会为最高权力机关，建立各级立法、行政、司法机关。《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选举条例》的公布、“豆选法”等选举形式的创造，保障了人民民主的真实性和广泛性。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人民建立和巩固国家政权，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架构、经济基础、法律原则、制度框架基本确立并不断发展，中国人民通过艰苦奋斗取得的民主政治权利以制度的形式巩固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