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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解决了当事人自愿约定将涉外争议提交境外仲裁机构仲裁但将仲裁地确定在我国内地的情形下仲裁条款效力的争议问题。我国仲裁法对于该问题没有作出规定，但司法实践不能以法无明文规定而拒绝回应。从国际商事仲裁实践看，仲裁地作为法律意义上的地点，与仲裁庭的开庭地点、合议地点、调查取证地点等均没有必然的联系，其功能主要在于确定仲裁裁决籍属、确定有权行使司法监督权的管辖法院以及用于确定仲裁程序准据法、仲裁协议准据法等。本案中，当事人约定的仲裁地在上海，故新加坡最高法院上诉庭判决案涉仲裁条款效力宜由仲裁地法院即中国法院作为享有监督管辖权的法院予以认定，而不宜由新加坡法院作出认定。上海一中院结合我国法律对相关问题未作禁止性规定的实际情况，通过将仲裁法第十六条规定的“选定的仲裁委员会”宽松解释为“仲裁机构”的方法填补法律漏洞，裁定当事人约定争议提交境外仲裁机构在我国内地仲裁的条款有效，展示了人民法院充分尊重当事人仲裁意愿、顺应国际仲裁发展趋势、求真务实解决问题的司法立场。另一方面，上海一中院作为仲裁地法院积极行使管辖权、准确适用法律、明确仲裁协议效力规则，为自由贸易试验区多元化解决纠纷营造了可预期的法治环境，对于上海加快建设亚太仲裁中心、打造国际上受欢迎的仲裁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990年，解振华任原国家环境保护局副局长，1993年升任局长。1998年，国家环境保护局升格为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正部级），解振华出任局长、党组书记。2006年12月，解振华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正部长级），长期负责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工作。2020年，解振华以生态环境部气候变化事务特别顾问、原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别代表身份出现在公开报道中。
保障粮食“颗粒归仓”“粒粒安全”，节粮减损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的链条长、范围广、环节多，必须加大粮食“产购储加销”各环节的科技投入力度，提升农业生产服务水平，形成全链条粮食减损的合力。2023年我国在粮食产购储加销各环节综合施策，粮食和物资储备工作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成绩单”：全国标准仓房完好仓容达到7亿吨；预计全年粮食企业实现工业总产值4.3万亿元，同比增长7%；农户储粮损失率降至2.9%，国有粮库储粮周期内综合损害率控制在1%以内。这一组组令人振奋的数据，标注出我国耕好“无形良田”的足迹，为守好大国粮仓，更好稳住国家粮食安全的“定海神针”发挥了重要作用。
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完善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有计划分步骤实施碳达峰行动，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开展多领域多层次减污降碳协同创新试点，进一步发展全国碳市场。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绿色环保产业、现代服务业，推进“公转铁”“公转水”，坚决遏制高耗能、高排放、低水平项目盲目上马。实施全面节约战略，全面提高资源利用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