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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行，用餐高峰忙、平峰闲，放弃接单专门跑一趟医院体检，成本太高。”上有年老的父母，下有8岁的女儿，张锦祥跑外卖经常忙到连吃饭都顾不上，就更别说照顾自己的身体了。听身边的骑手推荐，街道的工会驿站里有智能健康机器人，只要几分钟时间就可以进行免费的自助体检。外卖高峰期一过，他便专程赶到驿站里扫码体验这项工会服务。
《集体合同》直面这些关键问题，给出了清晰答案。工资收入方面，首先确立了1.5倍的行业最低工资标准——兰州地域快递行业的“最低工资标准”，以甘肃省最低工资标准为基础上浮50%。同时明确，“本合同所述最低工资标准，不包括延长工作时间的工资报酬，以货币形式支付的住房和用人单位支付的伙食补贴，中班、夜班、高温、低温、井下、有毒、有害等特殊工作环境和劳动条件下的津贴……”
“反正罗书记就是为了我们好，我愿意听他的！”2020年，因为文化程度低、家中孩子需要照顾，40多岁的黄春华没法外出务工。罗旺彬了解情况后，鼓励她在就业帮扶车间工作。1天工作6-8小时，离家近，能照顾小孩，黄春华同意了，一干就是3年，从普通员工干到了管理层。“村里面不少村民来我们玩具厂打工，我还喊了不少亲戚朋友过来。”黄春华骄傲地说。
经济形势是青年新型婚恋观的“催化剂”。一方面，当前收入和前景预期的收缩，催生了年轻人内心的焦虑情绪，致使“婚恋取决于条件”的观念趋于固化；另一方面，就业压力及其诱发的“社畜文化”进一步压缩了个体的可支配自由时间，降低了其在包容度方面的阈值，进而变相强化了“婚恋以独立为先”的取向。年轻人压力增加，时间精力大多都投入到了工作和事业里，剩余的时间也优先留给自己放松身心、回归自我，交给恋爱的时间少之又少，从而缺乏让青年人深入了解别人的空间。也正因此，诸如“恋爱靠边，搞钱第一”的口号才得以获得年轻人的自发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