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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经济总体运行平稳，主要指标持续改善，但回升向好基础仍需巩固，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对经济拉动效应需进一步提升。这就需要企业进一步实现专业化，一方面要聚焦主业、苦练内功，做好十年磨一剑的长期坚持；另一方面，做到企业内部的生产、管理和资本专业化，坚持工匠精神，建立高效科学的管理团队，集中有限资金专攻特定区域市场。
我们应当充分认识懒汉思想的危害，坚决摒弃那些不合时宜的旧思维、旧理念、老套路、老办法，坚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在新形势新任务面前不为懒惰找借口、不为僵化找理由，以新的目标、新的要求、新的精神面貌从源头上克服思维懒惰，大力提倡开动脑筋、勤奋思考、创新思路、扎实工作的良好作风，不断强化理论素养和创新意识，立足新变化、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推动工作取得新成效。
善烹调、知食物之美，且诙谐善谑，是宋人为苏轼勾勒的写实侧影，又在不同时局中得到再解读，形象被重新解构并得以流传。在记录与虚构再创造中，苏轼逐渐成为宋代文士(尤其南宋文士)所憧憬的鼎盛宋世的典型象征。早前对苏轼善食的记载虽极富趣味性，而不免偏于俚俗。在宋世流转中，逐渐偏重对苏轼雅趣形象的营构，体现出将诙谐滑稽语雅化、挖掘戏语中严肃认真一面等特点。而原本贪嘴善食的苏轼形象亦向庄谐雅正过渡，是为苏轼形象在历史生成中获再评价的文学表达。认为河豚鲜美“值那一死”的苏轼显然过分贪恋口腹之欲，不符合南宋士人眼中才学胆识趣俱存的国士苏轼。南宋末孙奕的《履斋示儿编》中，对苏轼品河豚的记录便发生了巨大变化，以小说笔法言说苏轼受人之邀品评河豚，且宴请者及阖家老幼都高度重视苏轼的品评。孙奕在相关记述结尾的评论无疑是合理化了苏轼将食欲与生死相连的评析，肯定苏轼的品评。
“我会毫不犹豫地说，徐光启、利玛窦之间的关系是友谊。并且，他们的文化差异是两人友谊的核心，他们都努力去理解对方的语言、知识体系与信仰。”米兰天主教圣心大学孔子学院意方院长竺易安(Elisa Giunipero)接受中新社“东西问”采访时说，传教士利玛窦希望在中国传播基督教，士人徐光启希望振兴晚明社会，他们都怀着极大的开放性克服了种种困难开展交流，因为他们相信，彼此的对话既会充实个人，也会推动各自的国家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