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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年末的一个早晨，天还没亮，王计兵坐在小卖部的柜台里改诗。前两天，送外卖的途中，他看到几只麻雀落在电线上，写“它们落定成一句标语”;看到一位流浪者，写“他被月光的银丝捆住/像一只蛹/被自己的丝裹住”。读诗时，王计兵的眼睛眯起。他中等身材，举止斯文，讲话不疾不徐，且十分礼貌;刚喝下咖啡，他怕有气味，立刻用清水漱口。关于55岁王计兵的常见标签是诗人、农民工、外卖员、小卖部经营者，邳州王庄村人在昆山;还有他最著名的诗作《赶时间的人》，“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每天我都能遇到/一个个飞奔的外卖员/用双脚锤击大地/在这个人间不断地淬火。”2023年，外卖员王计兵的生活发生了很多变化。他出版了两本诗集，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获紫金山文学奖。第三本诗集也已在与出版社洽谈。这注定他不得不赶另一种时间：参加各级机关单位的会议，录制节目，接受采访，与各地作协外出采风。去年整个12月，他只在昆山完整地呆了三天。起初，这些变化让他慌张，“不像送外卖，每天笃定知道自己要干什么。”经过一年锤炼，他觉得自己从容多了。有媒体来访，他不看提纲也不备稿，“就要当场聊，才真实。”送外卖则仍是本行。王计兵说，12月里空闲的三天，他都出门去送外卖，在目所能及的以后，也将一直送下去，“当你戴上头盔，骑上车，手机响起的那一刻，你陷入工作状态，你感受到一种真实，一种生活的本来面貌。”过去，王计兵在送外卖的间隙写诗，将诗歌形容成“生命空地的一场大雪”。在2023年年末，他认为这个说法已不准确，“诗歌已彻底、实在地改变我的生活，不能再用空洞的说法，要具象——它应该是我生命里的红花绿叶了。”他珍惜这种改变，因为深知它的不易。每天上午，王计兵守店到十点，等妻子来换班。 新京报记者 冯雨昕 摄“诗歌这东西不能养家糊口”“我不叫兄弟/兄弟在别的城市/我不叫父母或孩子/他们都在乡下/我明明一动未动/名字却跑丢了/你可以叫我：上一个/也可以叫我：下一位。”——《请叫我王计兵》2017年，在一个诗友群里，杨华与王计兵结识，两人同岁且同乡，相见恨晚，从晚上八点聊到十一点。几个月后，杨华到昆山出差，借宿在王计兵家，两人在一间矮小的阁楼爬上爬下，找诗、读诗，兴奋异常。作为江苏省邳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杨华见惯了许多坐在办公室、喝着茶、吹着空调的诗人，王计兵很不同。王计兵是在疲于奔命的间隙写诗——白天他是外卖员，等餐时，敲一扇门时，骑着电动车穿行时，灵感来到，他就向自己的微信发送语音。晚上回到自家的小卖部，坐在香烟、电池和糖果堆里，把语音整理成诗样的文字，录入电脑。杨华盛赞王计兵的诗，“有一种质朴的力量感。”并要他坚持写作。王计兵掉泪了，问，“诗歌这个东西不能养家糊口，我到底该怎么做?”王计兵的生活里，经济窘迫是贯穿的主题。19岁，家里没钱建房，他和二哥到沈阳做木工。20岁，他回到家乡，在沂河里捞沙子。结了婚，仍受穷，他与妻子去新疆打零工，又独身去山东开了七年翻斗车。2002年春天，他和妻子来到昆山时，全身上下只有五百元钱。最困难的时候，一家人住在废弃河床上搭出的木板房里。摆地摊、拾废品，夫妻两人攒了些本钱，在2005年开起一间日杂店。勉力维生。再后来，女儿借读高中，儿子赶上昆山市的积分入学政策，只能入读昂贵的民办初中，每年要共计近十万学费;2014年，他与妻子在昆山买下第一套房，房贷成了另一座大山;实体小卖部的经营越来越差，月利润只有两千元左右。杨华来访时，王计兵几乎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为讨生活，除开店以外，他骑三轮车卖水果，在铁路上做装卸工，在小卖部门口支早点摊。2018年，他开始兼职送外卖。每天早上6点，小卖部开门，他守着店到上午10点，做完家务的妻子来换班，他就出去送外卖，一直到夜里11点。但外债还是越欠越多。写诗是纾解苦闷的良方。十多年里，他每天会写两三首诗，写自己的心境与生活，写熟悉的父母、妻子、孩子，写陌生的保洁员、农民工、外卖员们——与杨华相识时，他已写下几千首诗。酒桌上，杨华劝王计兵投稿。王计兵第一次调转视角看自己的诗。过去，他写着玩，“一点爱好，总要有地方发散精力。”但他确有过泛泛的设想，在年迈之前，整理写作一本书，作为自己曾来过世界的证据。喝完那顿酒，王计兵选了十首诗歌投出。一投即中，在《绿风》诗刊上发表了三首诗。那是他人生第一次发表诗作，拿到数百元稿费。他再投稿，再中，样刊一本本寄回，收在小卖部的货柜上。同年，杨华将他引荐入徐州市作家协会，他在诗友圈里变得小有名气。2020年，王计兵兼职的外卖平台举办了一场外卖员才艺展示，他拿了几首诗去报名，成功入选，得到300元奖金，并被放上网宣传。各类媒体找上门来，苏州电视台为他做了一期短纪录片。那之后，他发现，投稿比以前更容易了，“被采用的几率变更高了。”连《诗刊》也注意到了，主动为他发表了一组作品。2022年，作家杨丽萍发表报告文学《中国外卖》，采访王计兵并引用了他的诗歌，其中那首《赶时间的人》被媒体人转发到微博上，引来了2000万的点击量。半个月后，陆续有出版社联系王计兵，问他愿不愿意出本诗集。“我问，要不要我花钱?他说，不要你花钱，我们还给你钱。那我想，好。”2023年，《赶时间的人》同名诗集出版，一炮打响，获得豆瓣年度诗歌图书排行第一名。小卖部货架上放着王计兵的诗集。 新京报记者 冯雨昕 摄书评写道，如同一个来自中国底层的行吟诗人，王计兵记录下自己和他们的狼狈，以及作为劳动者的自尊。2023年年底，新京报记者在王计兵于昆山的家中见到他。电视背景墙上嵌放着他初投诗稿以来，获得的九个奖杯及奖状。更多的奖状堆叠着，被搁置在底下的电视柜里。他审慎地看待自己今日的处境：“成名是偶然的，是一种幸运。”他混迹过几个诗歌论坛，当过几任版主，“论坛里，有不少草根诗人都写得不错。但草根诗人们，很难走出来。”这种评价，也适用他自身。80%的现实，20%的浪漫“王庄村太小了/小到在任何一张祖国的版图上/都找不到她/那么多庄稼，房屋和乡亲/不见了。消失在那么多/曲曲折折的线条里……”——《村庄和地图》在昆山的某一天，王计兵试图在地图软件上查找家乡王庄，查询不到。他感到隐隐的乡愁。小时候，王庄村里种一季小麦，一季玉米。近些年，邳州发展银杏景观，和许多村落一样，王庄的农田成了银杏园。在那块苏北平原上，长到十几岁时，王计兵都没有察觉文学的迹象。他的成绩不错，一直是数学课代表，原本是要考大学的。初二那年，他父亲从广播里听说一所武校招生，“文武兼修”，怀着强身健体的希望，把他送入那所学校。他到了才发现，武校的文化课只在小学阶段。他写信告诉父亲，半个月后，父亲来了，被教练带去吃饭喝酒，“不知道说了什么，最后还是让我留下。”他就此失学了。他第一次感到一种文化上的失落，便去乡里的新华书店，买下高一到高三的全部语文课本，自己读。真正接触文学是在沈阳。1988年，春节刚过，他踏上北上的火车，成为整支建筑队里最年轻的农民工。“刚成年，突然发现自己可能一生都是一个农民工，为了干活而干活，扛木头，打钉子，毫无意义。”他沮丧，不合群，下工后的工友们聚众赌牌、谈女人，他也没有兴趣。王计兵家中一角，存放着奖状、奖杯与诗刊。 新京报记者 冯雨昕 摄为了找点事做，他继续在武校的习惯，每天外出跑步十几公里。跑了几次，发现离工棚三四公里远的地方，有一个旧书摊，光看不买，老板也不赶人。于是，每晚收了工，他就钉在那儿，看最多的是期刊杂志，比如《知音》《读者》;也有金庸、古龙、琼瑶的小说，但一天读不完，第二天再去，往往就找不见了。那会儿他对诗还没有特别的注意，只是赶时髦，抄过几句汪国真的诗。有一天，他读到一本西班牙人写的中国武侠小说——这段回忆，他自己想起来也不可思议，“具体的内容不记得了，就记得书里写，有个高手背着草帽走在路上，遇见恶人在欺负一对母子。那晚上我就读到这里。”回工棚的路上，他忍不住想，那个高手到底有没有救那对母子?他背后抽出的是剑还是刀?“干脆自己来续写吧!”正好他有武校的知识，编了几个白鹤亮翅之类的招数，为那小说续写了一个高手拯救母子的章节。过了一段时间，他又在书摊上找到这本小说，发现后续剧情与自己写得差不多，“写作的感觉一下就被点燃了。你出了书，但你写的和我写的也差不多。所以写作也没有那么难。”他开始为不同的故事续写。一年后，王计兵回到家乡王庄，在村后的沂河里捞沙子。那是“前半生最艰苦的日子”，他成天到晚地泡在水里，而沙子会像砂纸一样擦过他的身体。结束一天工作后，他往往手脚渗血，“撒上了辣椒粉的那种火辣辣的疼。”肉体和精神的双重苦痛，激起他人生的第一个创作高峰期。他几次用买过冬新衣的钱，在集市上买回几蛇皮袋的旧书。1992年，他的小小说处子作《小车进村》在一家杂志上发表，后续又有多篇小说刊登。他还打算创造一部长篇小说，他想当作家，靠写作谋生。他写得昏天黑地，有时放下笔，人就直挺挺倒下，晕厥过去。为体验小说人物的丧亲心境，他披麻戴孝地在村里走，这彻底激怒了父亲。同年冬天，他的包括二十万字小说在内的手稿被父亲付之一炬。30多年后，在昆山的家里，王计兵比划着身前茶几的高度，“我写了很多稿纸，至少比这张桌子高得多。”但旋即又补充，那时的他“太沉迷了”，是“不正常”的。“现实，占我生活的80%，浪漫只是生活中的20%。”他自评，现在的他绝不是个浪漫主义的人。那么年轻时呢?他想了想，说，年轻时的浪漫指数大概是现在的两倍。焚稿事件后，他两个月不与父亲说话，而后自然而然地走向和解。专注现实，不再写作，是两人达成的默契。再后来，他结婚，去新疆、山东、昆山，没再和任何家人提起写作。但写的欲望像好酒者喉咙里的馋虫，他忍不住。他又与自我达成默契，可以写，但不许再影响自己与家人的现实生活。起先他是写日记性质的文章，记录当天发生的事、遇到的人，或许再发挥几笔创作。在山东开翻斗车，他随手写的稿纸，第二天就扔进炉灶烧火。刚来昆山，他拾了一年荒，在废纸板上写所见所想——他的笔名“拾荒”就是为了纪念那段时光。2009年，王计兵家里购买了第一台电脑。他杵着手指头学打字，开通了QQ空间，把创作的文字发在上面。为了节省打字时间，有几次，他在保留故事完整性的基础上，将原本千字的文章删减成几段精彩的句子。其中一篇是关于母亲的，标题叫《我的白发亲娘》。十五年前，一位网友看见这篇文章，留言说，只要稍加断句，这就是一首现代诗歌。两人遂加了QQ，这位网友帮他完成断句，又将他拉进一个现代诗歌论坛。痴迷地读了许多诗后，王计兵发现，“原来这样写作的人非常多。”这种轻巧的、高效的又足以抒情的写作方式，成了他日后的首选。遥远的理解“两个男人像两块木炭/各自守着炉火半边/煤球块偶尔炸裂，啪地一响/夜色深暗/偶尔有过路的车灯从门缝照进来/像是生活伸进来的一根火柴/一张脸皱纹纵横/另一张脸正在皱纹纵横/一条河流正在接近另一条河流。”——《和父亲一起除夕夜守岁》1992年，燕子和家人渡沂河时，遇到正在捞沙的、年龄相仿的王计兵。王计兵开艘小铁皮船，船上如坐了人，能装的沙子就少了。但他执意要载燕子一家人渡河。一来二去，两人熟络并恋爱、结婚。最早，燕子是他的文学观众，他会在河滩上预先写些话，假装无意间携燕子路过，给她惊喜;他抄书、抄精彩的句子，念给她听。起先，她也回抄并回念，但逐渐认为这是一种不务正业，“以为他就知道玩。”燕子说。“她是个百分百活在现实的人。”王计兵评价妻子，“比起给她买朵鲜花，给她买条手绢或者丝巾，她会更高兴。”他在诗集的自序里也回忆，“在她的心里，一个男人可以大口喝酒大块吃肉，哪怕粗犷得像个土匪，也绝不可以多愁善感地闷在一个角落里写作。”于是，在妻子面前，他收敛起来，假装不再写作。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王计兵的创作没有任何受众。独自在山东开翻斗车时，他虽不用避讳家人，可光明正大地写作，但也像是“自言自语”。他曾为工地上一个患有精神病的流浪汉创作了一篇长达24页的顺口溜，在宿舍里念出来，工友们嘻嘻哈哈，没当回事。到昆山后，他偷偷地在纸板、烟壳上写东西，仍是“自言自语”，不敢让妻子发现。他感到孤独，“哪怕有一个读者也好。”王计兵用小卖部的电脑上网。空闲时，他也在这里整录诗歌。 新京报记者 冯雨昕 摄2009年，被网友引入互联网上的诗歌圈后，在论坛和诗友群中，这种孤独感快速消解。王计兵至今仍感谢红袖添香论坛的一位版主，“他是一个特别宽容的人，只要发现一点意义或意境，就会飘红我的诗。”以他现在的眼光看，那时他的诗多含有极大水分。诗友间的这类鼓励，让他受用，也给他信心。另一种苦恼，源于在生活里隐瞒自己的写作。甚至在收到登有自己诗歌的样刊时，王计兵都悄悄藏起，不敢拿给妻子看。直到2019年，他获得第二届国际微诗大赛金写手奖，要去海口领奖，才不得不向妻子和盘托出。对于丈夫获奖，燕子大吃一惊，而对于丈夫一直在写作，她则十分平静。实际上，近三十年间，她与丈夫心照不宣。她知道他“没断过”，因为总在他的口袋里摸到纸笔。丈夫的QQ与她共用，QQ空间里的诗她也能看见。有几次，她刚走进店里，他立刻把电脑屏幕关了，后来她打开，写诗的窗口还在。“网上有人骂我，太物质，不支持老公写诗。”燕子说，“其实我就是不说支持，也不说不支持。以前，他写他的，不耽误店里的事，不耽误正常营生，就行。”她承认自己不懂诗，近几年，丈夫在这方面的成绩远超她的想象。她便开始试着阅读，甚至会在丈夫创作后，凭直觉点评，这首诗是好还是不好?王计兵很看重这些评价，“我的读者有相当一部分和她是差不多的人，不专业的人。所以我必须在乎她的感受。”2018年，接到成功加入徐州作协的电话时，王计兵正在老家探望父母。他的父亲听到了这个电话，沉默许久，说，我耽搁了你这么多年。那刻，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王计兵所渴望的遥远的理解，终于来到。他曾多次以诗写父亲。加入作协的同年，父亲去世，守灵的七天里，王计兵又作了四十余首关于父亲的诗。他用来语音记录灵感的微信账号，正是注册自父亲的手机号。2023年年底，在昆山的一个午后，讲起家人们，王计兵仍会哽咽。“生活里，我认为我是一个很失败的人。”他说，“我一直不能给家里带来想要的生活，这一点是我生活中最大的压力。”他自称有相对传统的家庭价值观，比方说，要让父母宽心，要给予父母陪伴，比方说，丈夫要承担起养家糊口的责任，让妻子过得“随心所欲”。他认为自己通通没有做好。他举例，当初与自己同期来昆山的两个乡党，一个开了大公司，另一个有七套房。“有时候我们搭他们的车一起回乡，坐在车上，我就有对家人的亏欠感。”但他很快又表示自洽，“我们也一直在不遗余力地做事情，所以是没有遗憾的。我清楚人与人的能力不一样，我们已经尽力了。”第一次获得诗歌大奖，拿到奖金后，王计兵花几千元给妻子买了件衣服。那在他们家属于破天荒的消费。有商业公司邀请他参加活动，他得赠一个最新款的智能手机，也送给妻子。诗集的稿酬分批打来，2023年是他们家收入最高的一年，外债正在逐步偿还。夫妻俩都觉得，生活第一次这么有希望。王计兵家中的旧沙发。是十几年前邻居送的，他一直舍不得换。新京报记者 冯雨昕 摄2010年前后，有邻居送来一个坐旧的沙发，弹簧没了，底下也已坐穿。燕子兴奋地收下，扔一条被单在沙发芯里，又用一些旧课本把沙发脚垫起。王计兵记录下这个场景：“邻居送来的旧沙发/让妻子兴高采烈……我在卫生间，用清水洗了脸/换成一张崭新的笑容走出来/一直以来/我不停地流汗/不停地用体力榨出生命的水分/仍不能让生活变得更纯粹/我笨拙地爱着这个世界/爱着爱我的人/快三十年了，我还没有做好准备/如何在爱人面前热泪盈眶……”十余年后，这张沙发还摆在他们家的客厅里，王计兵舍不得换。“三毛曾经用旧轮胎做沙发，”他类比道，“比起来，我只是继续用旧沙发做沙发。”低处飞行“毕业时他羽翼丰满/但现实很快/拔掉他的翎羽/他说，那时/就是一只落汤鸡/站在岩石上/抖擞浑身的水珠……”——《外卖小哥的鸿鹄之志》2023年12月26日下午5点半出头，王计兵跨上电动车，开始送外卖。第一批接到两单，送往同一个打工公寓小区。但导航显示的路封了，路边拉起铁丝网，绕得像迷宫一样。“送外卖最怕什么?封路、商家出餐慢、顾客电话打不通，或者要上楼，但所有的电梯都显示往下。”王计兵说。5点58分，他终于绕到一处豁口，第一份餐送达。6点03分，在同小区的另一栋楼，第二份餐送达。2023年，他的全部送单量还不如往年的一个月多，所以平台将他降到最低级，给他派最少的单。这天晚上的两个多小时里，他只跑了五六单。不论怎样，对外卖这份工作，王计兵是感激的。最早，他只希望通过兼职送外卖，每天能挣100元钱。真正尝试后，他发现自己一天能跑50多单，一个月能挣五六千元。送外卖途中，王计兵在等红灯。 新京报记者 冯雨昕 摄前段时间，在直播间，他说自己喜欢在刮风下雨天送外卖，“被好多同行骂，说我讲话不负责任，哪有外卖员喜欢下雨的?”他的答案很直接，“我喜欢的是下雨天的收入，暴雨的时候，很多单子会不断加价，到最后甚至可能翻倍。”远单他也喜欢接，一是价高，二是路途上有更多时间，他可以思考与放空。2023年，王计兵受邀参与一个项目，采访、写作外卖员群体。他采访了60个人，写成100多首诗歌，收录在他即将出版的第三本诗集《低处飞行》。什么是低处飞行?“不是每一对翅膀都可以展翅高飞，鲲鹏十万里始终是极少数。更多的翅膀是麻雀、蝴蝶和蜜蜂们的，和我们广大的平民百姓一样。”王计兵说，“谁都想展翅高飞，但是我们能力有限，飞在低处。低处的飞行，也是飞行。”他采访的外卖员中，有的先前在流水线上，有的干体力活，在码头做挑夫或翻砂工。有的是全职妈妈，趁孩子睡着的时候，出来送外卖补贴家用。还遇到过一个年轻人，自称是研究生，只送几天，“找不到工作，过渡一下。”他遇到的最强外卖员，一天能跑120单以上。但一次雨天送外卖，摔断了8根肋骨。恢复过来了，继续送外卖。顾客细分也有不同。给工厂送外卖，多是盒饭、炒饭、炒面等经济又顶肚的食物。而给写字楼送，则多是奶茶、饮料等零食。他遇到过刁蛮的顾客，喝醉了酒，揪住他的衣领在房间里来回拉扯。也遇到过善意。有一次，他给一个别墅区送去四杯奶茶，不留心洒了三杯，顾客却不要他赔。从写作的层面来讲，他喜欢外卖员这份工作，“每天和不同的人打交道，说不同的话，观察不同的人生。”又说起，如果有汽车的话，他也十分愿意做出租车司机，“一样可以接触到很多人，还不受风吹雨打。”但在山东开翻斗车的七年里，他目睹两个兄弟出车祸死在眼前，他不敢开车。送外卖，王计兵也出过事故，从天桥的斜坡上摔下来，被压在车下，扭了膝盖，在家躺了一个星期。此外，就是迎风泪和时不时的膝盖刺痛，他怀疑是骑电动车长期受风吹所致。这都是送外卖给他留下的痕迹。出名之后，昆山的一家教育机构请王计兵去做写作老师，开的条件很好。他不去，怕误人子弟，“我如果能当老师，人家师范生就不值钱了。”他说，他不是不能接受外卖员以外的工作，但他要衡量自己的能力。前阵子，他在江苏卫视录节目，主持人让他大胆畅想2024年有什么计划。他苦想不出，只好乱答说，希望能做一些和文学期刊杂志有关的工作。“实际上，如果真有这种工作来找我，我90%会推掉。我知道我不能胜任。”他多次与人说，很多著名的诗他其实看不懂，“你不得不承认，有一些人的水平确实是高高在上的，思想确实是超前的。我达不到他们的文化底蕴、写作高度。”目前，他唯一确信的是，自己的身体还很棒，送外卖爬六楼都不喘粗气。他还处于创作欲爆棚的时期。2023年，他每月平均写作80首诗，最多的一个月写了120首。这是因为生活在剧烈变化，他说，扑面而来的新鲜感和信息量让一个写作者应接不暇。未来，在送外卖的间隙写诗，或是在写诗的间隙送外卖，王计兵觉得，听上去都很不错。“如果说送外卖的生活是苦的/是日子里喝下的药/毫无疑问，我的诗/就是药后吃下的那颗糖/良药苦口。而糖的余味/贯穿着岁月的甜蜜/和那些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这首诗，被命名为《我的诗》。新京报记者 冯雨昕编辑 胡杰 校对 王心
在三一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卢卡斯·科万达看来，使用欧元可能会让某些利益集团受益，而政界要人应考虑更广泛的社会和经济影响。邻国斯洛伐克就提供了警示：使用欧元后，该国评级下降，而欧元区以外区域的评级普遍有所提高。近年来，捷克货币克朗一直是欧洲表现第二好的货币，仅次于瑞士货币法郎。如果使用欧元，可能会导致更高的通货膨胀、更负担不起的抵押贷款，加大房价上行压力，进而导致民众生活水平明显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