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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解决了当事人自愿约定将涉外争议提交境外仲裁机构仲裁但将仲裁地确定在我国内地的情形下仲裁条款效力的争议问题。我国仲裁法对于该问题没有作出规定，但司法实践不能以法无明文规定而拒绝回应。从国际商事仲裁实践看，仲裁地作为法律意义上的地点，与仲裁庭的开庭地点、合议地点、调查取证地点等均没有必然的联系，其功能主要在于确定仲裁裁决籍属、确定有权行使司法监督权的管辖法院以及用于确定仲裁程序准据法、仲裁协议准据法等。本案中，当事人约定的仲裁地在上海，故新加坡最高法院上诉庭判决案涉仲裁条款效力宜由仲裁地法院即中国法院作为享有监督管辖权的法院予以认定，而不宜由新加坡法院作出认定。上海一中院结合我国法律对相关问题未作禁止性规定的实际情况，通过将仲裁法第十六条规定的“选定的仲裁委员会”宽松解释为“仲裁机构”的方法填补法律漏洞，裁定当事人约定争议提交境外仲裁机构在我国内地仲裁的条款有效，展示了人民法院充分尊重当事人仲裁意愿、顺应国际仲裁发展趋势、求真务实解决问题的司法立场。另一方面，上海一中院作为仲裁地法院积极行使管辖权、准确适用法律、明确仲裁协议效力规则，为自由贸易试验区多元化解决纠纷营造了可预期的法治环境，对于上海加快建设亚太仲裁中心、打造国际上受欢迎的仲裁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国家税务总局政策法规司有关负责人介绍，新版《稳外贸稳外资税收政策指引》分为稳外贸政策和稳外资政策两大领域，共包括51项具体内容。其中，稳外贸相关税收政策包括出口货物劳务税收政策、跨境应税行为增值税政策、外贸新业态税收政策、出口退(免)税服务便利化举措等19项。稳外资相关税收政策包括鼓励外商投资税收政策等32项。
奔向下一个万亿台阶，广州如何切实担负起“经济大市要真正挑起大梁”的责任担当，为全国全省经济增长作出更大贡献？要从四个方面“再发力”：在担当国家战略使命上再发力，纵深推进新阶段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强化引领高质量发展的增长极和动力源，努力把国家战略势能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动能；在培育新质生产力上再发力，大力发展智能网联与新能源汽车、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生物医药与健康等新兴产业，筑稳做强高质量发展底基底盘；在提升城市发展能级上再发力，着眼建设中心型世界城市，全力打造交通强市，协力推进广州都市圈建设；在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上再发力，全力实施“百千万工程”，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当好全省构建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新格局的示范和表率。
西长安街北侧的一幢宏伟建筑，飞檐、宝顶冠以孔雀蓝琉璃瓦，正门用彩色晶体玻璃和鎏金串枝莲花装点而成，隔扇上嵌着“团结”、“进步”四个大字——骤雪初霁，湛蓝天空映照下的民族文化宫碧瓦银墙，更显大气、恢宏。民族文化宫是由毛主席提议修建，周总理亲自选址并审定设计方案，于1959年10月建成并正式对外开放，是新中国成立10周年的首都“十大”建筑之一，也是中华民族团结、统一、发展、繁荣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