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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增强农业现代化科技动能，做大“蛋糕”，夯实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强劲的农业农村生产力是物质基础，用好“发展”这把解决农村地区各种问题的总钥匙，坚持产业兴农、质量兴农、绿色兴农，持续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增强生产力基础。大力推动农业科技创新，以高水平农业科技、现代化物质装备、农业产业体系为必要支撑，全方位推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和全产业链发展，拓展农业增值增效空间。推动农业农村发展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找准定位，确定航标，将农业农村发展的资源优势、区位优势、比较优势等融入国内大循环，促使农业农村产业向价值链高端迈进。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指出，“完善联农带农机制，实施农民增收促进行动。”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区各部门积极探索联农带农机制，大力发展龙头企业、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全国近400万个家庭农场、221.2万家农民合作社，带动农民、连接市场、引领发展；107万个组织开展社会化服务，服务小农户9100多万户；市级以上龙头企业带动稳定就业1400多万人，促进农民就业增收。2024年，如何进一步完善联农带农机制？
数字化广泛应用，为服务业改善消费体验提供了契机。在李勇坚看来，服务业数字化转型更难于制造业，需要在政策上予以更大力度支持。要把扩大服务消费作为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通过政产学研合作，提炼出服务业数字化的共性特征、工具和逻辑，编制出对各方具有实用价值的服务业数字化转型指南，从而为服务业数字化转型提供更多的支撑，更好地促进服务消费。”(记者 敖蓉)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高举人民民主的旗帜，致力于建设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1945年，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明确提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我们党始终坚持人民至上，把人民作为推动民主进步的真正动力，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到革命斗争中。土地革命时期，党在中央苏区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开始了区域性政权民主建设的探索。抗日战争时期，抗日根据地实行“三三制”，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以参议会为最高权力机关，建立各级立法、行政、司法机关。《陕甘宁边区各级参议会选举条例》的公布、“豆选法”等选举形式的创造，保障了人民民主的真实性和广泛性。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人民建立和巩固国家政权，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架构、经济基础、法律原则、制度框架基本确立并不断发展，中国人民通过艰苦奋斗取得的民主政治权利以制度的形式巩固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