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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正在成为文旅融合的催化剂，赋予传统产品更多新颖、立体的体验。”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旅游科学学院副院长邓宁表示，要推动利用数字技术改造提升传统旅游消费场所，打造智慧旅游、沉浸式体验新空间。景区要从实际出发选择合适的沉浸式体验产品，客观评估客群特点、消费能力等并与之匹配。要充分挖掘景区的文化内涵，打造优质文化IP，增强项目吸引力、体验感。
“一般来讲，物业公司和保安之间是存在劳动关系的，二者之间属于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关系。作为劳动者有义务遵守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并服从用人单位的管理，但通常认为用人单位并无经济处罚权，无权对劳动者进行罚款。如果劳动者存在失职行为给用人单位造成损失，用人单位可以要求其进行赔偿，甚至通过扣工资的形式赔偿损失，但无权进行罚款等经济处罚。因此，物业公司以发现有外卖快递员违规入内为由对保安进行罚款，没有法律依据。”刘伟说。
推进“互联网+政务服务”，不断丰富公安政务服务内容。一年来，公安部组织各地通过公安政务服务事项管理系统逐级填报并认真审核相关政务服务事项。如今，越来越多的行政许可和服务事项实现了网上办理，社会治理效能大幅提升。据统计，截至2023年11月底，公安部已审核发布各地上报的业务办理项5.89万个，其中37.7%的业务办理实现了全程网办。同时，鼓励各地依托部平台创新推出无犯罪记录证明开具、重名查询、网站备案查询等52项便民应用，方便企业群众足不出户办成事。
本案解决了当事人自愿约定将涉外争议提交境外仲裁机构仲裁但将仲裁地确定在我国内地的情形下仲裁条款效力的争议问题。我国仲裁法对于该问题没有作出规定，但司法实践不能以法无明文规定而拒绝回应。从国际商事仲裁实践看，仲裁地作为法律意义上的地点，与仲裁庭的开庭地点、合议地点、调查取证地点等均没有必然的联系，其功能主要在于确定仲裁裁决籍属、确定有权行使司法监督权的管辖法院以及用于确定仲裁程序准据法、仲裁协议准据法等。本案中，当事人约定的仲裁地在上海，故新加坡最高法院上诉庭判决案涉仲裁条款效力宜由仲裁地法院即中国法院作为享有监督管辖权的法院予以认定，而不宜由新加坡法院作出认定。上海一中院结合我国法律对相关问题未作禁止性规定的实际情况，通过将仲裁法第十六条规定的“选定的仲裁委员会”宽松解释为“仲裁机构”的方法填补法律漏洞，裁定当事人约定争议提交境外仲裁机构在我国内地仲裁的条款有效，展示了人民法院充分尊重当事人仲裁意愿、顺应国际仲裁发展趋势、求真务实解决问题的司法立场。另一方面，上海一中院作为仲裁地法院积极行使管辖权、准确适用法律、明确仲裁协议效力规则，为自由贸易试验区多元化解决纠纷营造了可预期的法治环境，对于上海加快建设亚太仲裁中心、打造国际上受欢迎的仲裁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