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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甘风险中的其他参加者，通常包括同场竞技者或共同参与者。按照民法典规定，对文体活动其他参加者的过错认定标准是“故意或重大过失”，即其他参加者对损害结果的造成仅有一般过失、轻过失时不用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而由受害人风险自担。同时，在损害已经发生时，还要审查其他参加者对损害结果扩大有无故意或重大过失。损害发生后，其他参加者对受害人负有救助义务，应当采取恰当、及时的救助举措，防止损害扩大。否则，法院可以认定其他参加者未恰当履行救助义务，从而判决其就扩大的损失承担责任。本案中，王某是自甘风险活动中的其他参加者，其在双方掰手腕的僵持状态下突然发力系该活动中的常见行为，不能认定具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同时，曾某受伤后，被告王某积极将其送医治疗，尽到了救助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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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11月29日晚，原莱芜市某村一商户家中发生一起入室抢劫杀人案，受害人一家三口遇害，家中用于经营的现金等被洗劫一空。现场勘查结果显示：嫌疑人从受害人家储藏间破窗而入，直奔受害人卧室，使用钝器将尚在睡梦中的受害人杀害，将家中现金等洗劫一空后逃离。即使是储藏间的窗户也安装有铁窗棂，为何嫌疑人破窗而入能不引起受害人的注意？原来，嫌疑人为了掩人耳目，提前准备好粗尼龙绳和木棍，把绳子绑在两条窗棂中间，再用棍子旋转绳子使窗棂弯曲，这样就可以在几乎不发出声音的情况下进入室内实施作案。由于作案凶器被嫌疑人带离现场，所以现场留下的有价值证据只剩下那条用于撑开窗棂的粗尼龙绳，受限于那个年代的检验技术，对于绳子的检验仅限于可以验明绳子的材质以及混凝土附着物，其他和嫌疑人自身有关的信息根本无从知晓。在经过大量走访调查无果后，该起案件的侦查工作转入另一个阶段，那条粗尼龙绳也作为唯一的证据被封存，等待着它重新发挥作用的那一天。
经济形势是青年新型婚恋观的“催化剂”。一方面，当前收入和前景预期的收缩，催生了年轻人内心的焦虑情绪，致使“婚恋取决于条件”的观念趋于固化；另一方面，就业压力及其诱发的“社畜文化”进一步压缩了个体的可支配自由时间，降低了其在包容度方面的阈值，进而变相强化了“婚恋以独立为先”的取向。年轻人压力增加，时间精力大多都投入到了工作和事业里，剩余的时间也优先留给自己放松身心、回归自我，交给恋爱的时间少之又少，从而缺乏让青年人深入了解别人的空间。也正因此，诸如“恋爱靠边，搞钱第一”的口号才得以获得年轻人的自发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