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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解决了当事人自愿约定将涉外争议提交境外仲裁机构仲裁但将仲裁地确定在我国内地的情形下仲裁条款效力的争议问题。我国仲裁法对于该问题没有作出规定，但司法实践不能以法无明文规定而拒绝回应。从国际商事仲裁实践看，仲裁地作为法律意义上的地点，与仲裁庭的开庭地点、合议地点、调查取证地点等均没有必然的联系，其功能主要在于确定仲裁裁决籍属、确定有权行使司法监督权的管辖法院以及用于确定仲裁程序准据法、仲裁协议准据法等。本案中，当事人约定的仲裁地在上海，故新加坡最高法院上诉庭判决案涉仲裁条款效力宜由仲裁地法院即中国法院作为享有监督管辖权的法院予以认定，而不宜由新加坡法院作出认定。上海一中院结合我国法律对相关问题未作禁止性规定的实际情况，通过将仲裁法第十六条规定的“选定的仲裁委员会”宽松解释为“仲裁机构”的方法填补法律漏洞，裁定当事人约定争议提交境外仲裁机构在我国内地仲裁的条款有效，展示了人民法院充分尊重当事人仲裁意愿、顺应国际仲裁发展趋势、求真务实解决问题的司法立场。另一方面，上海一中院作为仲裁地法院积极行使管辖权、准确适用法律、明确仲裁协议效力规则，为自由贸易试验区多元化解决纠纷营造了可预期的法治环境，对于上海加快建设亚太仲裁中心、打造国际上受欢迎的仲裁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方向目标、使命任务，深刻表明我们当前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文化繁荣兴盛的实质是指向现代文明的文明更新、文明进步和文明跃升。任何一个文化生命体都有自己的特点特性，有自己独特的发展路径和发展逻辑；同时它要想在历史进程中保持自己的生机活力、不断发展壮大，又必须要不断适应时代变化、社会发展的需要，去进行自觉地自我扬弃、自我发展和自我革新。因此，我们需要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史。面对博大精深、辉煌灿烂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们不能僵化保守、固步自封、自以为是，我们需要坚持现代化的根本取向，在坚定的文化主体性的基础上，着眼于建设现代文明来看待它，更好地传承与弘扬它，积极地去推动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去发展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篇章。
一是承认(认可)与执行境外仲裁裁决，支持国际商事仲裁发展。在艺术马赛克公司申请承认和执行乌兹别克斯坦仲裁裁决案中，善意履行国际条约义务，严格执行《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依法承认和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在亿海公司申请认可和执行香港仲裁裁决案中，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内地与香港特别行政区相互执行仲裁裁决的安排》的规定，适用仲裁地法律对仲裁协议效力进行审查，认可和执行香港仲裁裁决。在大成产业气体株式会社等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案中，明确当事人在合同中约定外国仲裁机构在我国内地仲裁的仲裁条款，符合我国仲裁法第十六条的规定，系有效仲裁条款，支持国际商事仲裁发展。
一是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需要。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为中国自主的人文经济学知识体系建构奠定了实践基础。党的二十大提出：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强国建设、民族复兴需要有人文与经济交叉融合的人文经济学作为支撑，在不断厚植现代化的物质基础的同时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促进物质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