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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人”的文化，文化、文明的本质在于“人”而不在于“物”。因此，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根本和关键是“人”，目的是为了“人”。文化现代化、文明现代化的根本实质是人的现代化，人的思想意识、精神的现代化，以及相应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的现代化。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培育时代新人会成为中华民族一百多年来的重要主题，“育新人”会成为宣传思想工作使命任务的其中一项。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原则和文化发展方向，本质上就是要育人、树人、立人，就是要尊重人、实现人，捍卫每一个人的价值和尊严，让每一个人都能发展出健全独立的人格，确立起自己的主体性，成为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能够理性自主的“主人”，促进每一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新京报讯（记者 张静姝）近日，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召开涉公司登记类纠纷案件新闻通报会，对涉公司登记类纠纷案件审理情况、案件特点进行了介绍，并进行了相关风险提示。会上，平谷法院还通报了典型案例。新闻通报会现场。图源：平谷法院A公司成立于2015年12月23日，注册资本500万元，法定代表人韩某1，工商登记股东分别为B公司（持股75%）、陈某（持股15%）、胡某（持股10%），认缴出资期限均为2035年12月22日，以上出资均尚未实缴。韩某1任A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胡某任A公司监事。胡某表示其于2022年1月份去税务局为其公司购买发票时候发现无法购买，被告知其已经被纳入失信人名单。但胡某称自己并未在工商登记材料上签字，系被韩某2冒用身份注册了A公司。故胡某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确认胡某不具有A公司的股东身份；A公司撤销胡某在A公司股东的工商登记；A公司撤销胡某在A公司监事的工商登记。庭审过程中，韩某2认可胡某于2015年12月至2016年5月期间入职C公司（韩某2系C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韩某2在胡某不知情的情况下，利用职务之便取得胡某的身份证信息用于注册成立A公司。韩某2认可其系A公司的实际控制人，胡某未参与A公司的实际经营，未召开过股东会以及进行分红。法院经审理认为，实践中，工商登记材料中股东的签字由他人代签的情况亦不在少数，且“代签”可以在被代签者明知或默认的情形下发生，并不等同于被“冒用”或“盗用身份”签名。本案中，胡某主张工商档案中委托书中签名均系伪造，并非胡某本人签字的意见，A公司的公司章程记载胡某为公司发起人股东，工商登记材料中亦附有胡某的身份证复印件等情况，足以形成胡某系A公司股东的外观。虽然韩某2出庭对胡某的上述主张予以认可，但是胡某与韩某2名下C公司存在雇佣关系，根据现有证据法院亦无法排除冒名之外的其他合理怀疑，仍不足以得出胡某系被冒用的唯一结论。故胡某主张撤销股东登记等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编辑 刘倩 校对 李立军
李某与王某达成协议，由李某担任A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并进行了工商变更登记，现李某要求变更法定代表人登记，但其并未举证证明其已经履行了相应的内部自治程序，且依据工商登记李某为某公司持股比例100%的股东，故李某要求将A公司法定代表人变更为王某或其他人的诉讼请求，缺少事实依据，不符合法律规定，法院不予支持。
“商标权具有地域性，被抢注意味着他人抢先控制了该品牌市场准入的通道，对品牌在该区域的市场拓展打击非常致命。”北京大成(上海)律师事务所律师袁源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被抢注品牌会受到多方面阻挠。以中国法律框架为例，抢注人可以在其国内的海关做商标权备案登记，而真正的品牌方进口商品入境时可能被认定为侵权商品而受到拦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