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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丛晓男看来，中国智慧社区建设需要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激发居民参与社区建设的积极性；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依托市场广泛地吸收社会各方的资金、创意和技术。此外，不同社区所处状况、要解决的问题均不同，单纯的技术堆积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在智慧社区的建设中，要突破对社区的传统认识，充分考虑社区资源禀赋、经济水平、信息化水平、居民素质等差异，满足不同群体的多元需求。
第三要思考的是，我们真正的底层“产品”是什么？任何一个前端绚烂的东西，背后一定是有一个强大的生态系统去运营的。以上海为例，这座城市有层出不穷的新鲜IP，共同组成了上海的生命力。以前是东方明珠、南京路，后来是淮海路，新天地，现在是安福路、愚园路，将来还会有其他的地方。我们是否有包容的心态，让不同的人群都在这个城市找到他们觉得有意思、有意义的事情？
在广东省深圳市罗湖插花地智慧社区，整个社区有约50万个传感器，像“神经末梢”一样实时捕获、收集信息，形成一张多维的感知网，将物业管理工作模式从传统的“被动巡查”升级为“主动上报”，实现从“人找事”到“事找人”的转变。例如，一旦地下室一氧化碳浓度超标，排风扇会自动打开；无须多方协调，系统便能实时分配社区工单，调动附近管理人员……这些设备联动指令都来自社区智慧运营决策中心。
首先，以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与文化相互关系的基本原理为指导。马克思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恩格斯认为：“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马克思、恩格斯这两段论述是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关系的经典阐释，是指导我们理解和把握经济与文化相互关系的基本原理。按照这一基本原理，经济与文化的关系表现为经济的发展决定文化的发展，而作为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经济的反映，又给予社会经济巨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