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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国家发改委等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支持广州南沙放宽市场准入与加强监管体制改革的意见》。刘根生也关注到了这一新的利好政策，他认为，全面放宽市场准入，对南沙是个极好机遇，特别是在低空产业、海洋经济、生物医药、特色金融等产业上，南沙需要引入更多跨国企业入驻，不断提升产业链招商能力。“南沙已进入发展快车道，但也面临地域的激烈竞争，未来南沙要把自身枢纽潜力及经济吸引力、辐射力提上来，大胆突破。”
也要看到，我国资源型地区数量众多、分布广泛且类型多样。拿资源型城市来说，有成长型、成熟型、衰退型和再生型等类型。资源富集地区面临着可持续发展压力较大的问题，独立工矿区和采煤沉陷区面临着较为突出的发展不平衡不协调问题，资源枯竭城市则亟需破解内生发展动力不足的困境。可以说，各资源型地区的实际情况不同、发展条件各异，决定了转型发展的路径不能千篇一律，更不可能“一招鲜吃遍天”。久久为功推动资源型地区焕发新活力，在既有成绩和基础之上，需要继续在因地制宜探索转型发展新路径上下功夫，分类施策。做好“精准”文章，坚持“一把钥匙开一把锁”，是蹚出新路子、实现华丽转身的必然要求。
《行动计划》提出一个引人瞩目的表述——“数据要素×”，大力部署实施“数据要素×”行动并列出重点推进的12个领域，要求充分利用中国海量数据资源、丰富应用场景等优势，以数据流引领技术流、人才流、物资流等，实现知识扩散、价值倍增，催生新产业、新模式，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行动计划》明确提出到2026年底数据要素应用总体目标，其中包括打造300个以上示范性强、显示度高、带动性广的典型应用场景，数据产业年均增速超过20%。
货币政策之外，财政政策需要做得更多。市场也倾向于预期，2024年是财政政策发力的大年。增发国债资金落地、新增3500亿元PSL(抵押补充贷款)，市场着力于广义财政落地释放的积极信号。未来财政政策节奏需前置，科学合理确定赤字率、专项债规模，落实好结构性减税降费政策，及时对经济社会发展形成必要支撑。释放消费潜能还需从收入端、供给端和需求端多方发力，相互协调配合，共同推动消费从疫后恢复转向持续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