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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亮说：“如果在平台实现宣传、销售整个流程的，平台完全应该负相关的监管责任，因为从平台的设计是有能力有义务进行全流程的监管。但是，如果是从平台获得信息，通过私域、线下的方式完成消费，把平台作为服务的入口，平台可能没有办法追踪到后续的消费造成的诈骗的问题。第一类情况，如果消费者去维权，平台有义务去追踪，包括强制要求这样一些服务下架，或者对商家进行必要的惩罚。但是对第二类情况，监管会存在比较大的挑战。”
2024年元旦，中国国产首制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从吴淞口国际邮轮码头启航，开始首次商业运营。大型邮轮是继LNG船、航空母舰之后船舶制造工业“皇冠上镶嵌的第三颗明珠”，在交付使用前，这艘大型邮轮在海关监管账册上就属于加工贸易成品。上海海关共为该邮轮的建造项目监管物资1790批次，货值超3亿美元。
探索C2C、B2C电商的失利并没有彻底浇灭百度对电商的热情。沉寂近3年后，百度在2015年卷土重来，一年内陆续上线三个电商项目：百度未来商店、百度VIP、百度MALL。但这三大项目先后折戟沉沙：百度未来商店于2015年3月上线，瞄准了彼时如火如荼的智能硬件，但在2016年6月，未来商店突然“因业务调整”关闭；定位为购物返现平台的百度VIP于2015年6月上线，由于平台并非用户网购入口，难以做大形成规模效应，2017年5月，百度VIP宣布关闭；2015年11月上线的百度MALL定位于中高端品质电商，该平台定向邀请1000家国内外中高端知名品牌入驻，且只和品牌官方直接合作，但在1年5个月后，百度MALL悄然关闭，官方网站和官方贴吧停止运营。
本案解决了当事人自愿约定将涉外争议提交境外仲裁机构仲裁但将仲裁地确定在我国内地的情形下仲裁条款效力的争议问题。我国仲裁法对于该问题没有作出规定，但司法实践不能以法无明文规定而拒绝回应。从国际商事仲裁实践看，仲裁地作为法律意义上的地点，与仲裁庭的开庭地点、合议地点、调查取证地点等均没有必然的联系，其功能主要在于确定仲裁裁决籍属、确定有权行使司法监督权的管辖法院以及用于确定仲裁程序准据法、仲裁协议准据法等。本案中，当事人约定的仲裁地在上海，故新加坡最高法院上诉庭判决案涉仲裁条款效力宜由仲裁地法院即中国法院作为享有监督管辖权的法院予以认定，而不宜由新加坡法院作出认定。上海一中院结合我国法律对相关问题未作禁止性规定的实际情况，通过将仲裁法第十六条规定的“选定的仲裁委员会”宽松解释为“仲裁机构”的方法填补法律漏洞，裁定当事人约定争议提交境外仲裁机构在我国内地仲裁的条款有效，展示了人民法院充分尊重当事人仲裁意愿、顺应国际仲裁发展趋势、求真务实解决问题的司法立场。另一方面，上海一中院作为仲裁地法院积极行使管辖权、准确适用法律、明确仲裁协议效力规则，为自由贸易试验区多元化解决纠纷营造了可预期的法治环境，对于上海加快建设亚太仲裁中心、打造国际上受欢迎的仲裁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