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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意识成为青年新型婚恋观的“水龙头”。如今的年轻人多为独生子女，自我意识使得个体对“自我实现”和“爱情生活”的独立性得以充分表达，导致对个体的边界意识以及对自身损益的敏感性增强，为婚恋条件性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正所谓“爱情不能成为降低生活质量的理由，婚恋不能成为禁锢自我实现的牢笼”，随着自我意识的强化，婚恋中的“逃跑主义”应运而生：青年人给自己的婚恋做起了“成本-收益”的经济分析，一旦这一结果不利，则会导致分手以求自保，重启选择“独美”的简单模式。在爱情领域，泛滥的自我意识不仅阻断了情侣间不可或缺的情感交互，更为情侣间的互不信任乃至两性对立埋下了种子。
20世纪90年代，光芒正盛的刘长瑜作出了退出舞台的决定。“舞台应该留给年轻人。”她组建中国京剧院青年团，吸纳了一批有潜力的青年演员并亲手培养了耿巧云、吕慧敏、管波等10多位学生。暮年，她又忙于中国京剧艺术基金会的工作，组织艺术院校京剧专业中青年教师高级进修班，策划京剧艺术传承与保护工程、老艺术家“谈戏说艺”项目等，为京剧艺术留下了很多珍贵的资料。
网络传媒成为青年新型婚恋观的“放大器”。社交网络上的“晒幸福”“秀恩爱”让年轻人向往爱情，亦在潜移默化中将恋爱教条化、模板化。社交网络的放大效应也一定程度上也加剧了性别隔阂。随着暧昧、PUA、出轨、家暴等负面新闻接连曝光，年轻人对婚姻的恐惧也水涨船高：他们开始担心此类现象的普遍性，从而对异性的信任感降低，对恋爱和婚姻逐渐失望。在社交网络中，这些失望加剧了年轻人对相对群体的厌恶心理。
图书馆里有一位三十岁左右的男人，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他处于非常焦躁和焦虑的状态，一直在找工作，有时候低声打电话，问对方还招不招人。一天之内，他大概打了十几个电话，一直拿着手机，坐立不安，即便打开一本书，还没看两页，又继续看手机，生怕错过任何一条消息。有时候接到电话，他又急匆匆跑出去，把东西全都丢在桌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