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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变化是薪资。以前找工作，我一般会要求在原来的薪资基础上涨5%-10%，除非是新公司特别好，才能接受薪资不涨。但从（去年）7月份离职直到11月份，我想要找到一份薪资不降的工作很难，需要从原来的2.5万元降到2万元才有第二次面试的机会。以前企业招聘，总是催促新员工尽快入职，有一种紧迫感。现在企业给我的感觉是，一边在招聘，一边又好像并不着急需要人。
北京大学首都发展研究院院长李国平建议，加快推进北京形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加强国家科技力量体系建设，大力支持基础研究，聚力攻克“卡脖子”问题。一是系统性部署基础研究，推动基础学科发展满足核心技术需求、优势产业需求与民生发展需求，加强培育前沿科学交叉学科，促进更多的国家科技创新项目与科学研究中心在北京落地。二是健全基础研究投入机制，引导企业加大基础研究投入，鼓励社会组织投入基础研究，提升基础研究投入在研发总投入中的比重。三是着重投入重点领域前沿技术，加强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命健康、空天科技、数字经济等前沿领域的基础研究，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的“卡脖子”问题。
北京融爱融乐心智障碍者家庭支持中心负责人胡颖带领35名心智障碍孩子和家长参加赛事。她告诉记者，之前带孩子们参加过在迪拜、新加坡等地举办的健全人马拉松，参加专门为心智障碍人群举办的马拉松还是第一次。这次来香港感觉活动整体氛围很和谐、融洽，“虽然大家来自不同地方，但遇见后不需要任何寒暄，就有种一家人的感觉”。
我国始终是人工智能治理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2021年9月，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治理专业委员会发布了《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强调将伦理道德融入人工智能全生命周期。2023年10月，我国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期间发布《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安全、治理三方面系统阐述了人工智能治理中国方案，充分体现了我国在处理人工智能治理问题上的大国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