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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提醒，对于中国光伏企业而言，“走出去”并非新鲜事，尚德2009年便赴美建设组件厂，但最终在2014年关闭，目前在海外比较成熟的产能基地便在东南亚。但是中企在东南亚扩产依然谨慎，因为其相比国内制造成本依然较高，相比于国内常见的大手笔扩产，中企在东南亚扩张1吉瓦的组件产能也相当谨慎。“中企都在走出去，除去考察当地市场是否成熟，还要通盘考虑各地贸易壁垒的情况。但是，很多海外产能布局还属于考察论证阶段，或是小规模试验阶段，短期内难以看到另一个海外光伏产业聚集地的形成”。
大会现场，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执行副理事长刘文奎做《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产业助农成果汇报》。截至2023年底，善品公社项目累计筹集善款1.97亿元人民币。项目成立9年来，惠及四川、云南、山西、广西等22省(区)149县209社，其中25家合作社获评“省级农民合作社示范”，13家被评为“国家级农民合作社示范社”，2家被农业农村部认定为全国典型示范合作社案例。云南红河红米产业助农、江西石城白莲产业助农项目模式入选“全球减贫案例最佳案例”。
本案解决了当事人自愿约定将涉外争议提交境外仲裁机构仲裁但将仲裁地确定在我国内地的情形下仲裁条款效力的争议问题。我国仲裁法对于该问题没有作出规定，但司法实践不能以法无明文规定而拒绝回应。从国际商事仲裁实践看，仲裁地作为法律意义上的地点，与仲裁庭的开庭地点、合议地点、调查取证地点等均没有必然的联系，其功能主要在于确定仲裁裁决籍属、确定有权行使司法监督权的管辖法院以及用于确定仲裁程序准据法、仲裁协议准据法等。本案中，当事人约定的仲裁地在上海，故新加坡最高法院上诉庭判决案涉仲裁条款效力宜由仲裁地法院即中国法院作为享有监督管辖权的法院予以认定，而不宜由新加坡法院作出认定。上海一中院结合我国法律对相关问题未作禁止性规定的实际情况，通过将仲裁法第十六条规定的“选定的仲裁委员会”宽松解释为“仲裁机构”的方法填补法律漏洞，裁定当事人约定争议提交境外仲裁机构在我国内地仲裁的条款有效，展示了人民法院充分尊重当事人仲裁意愿、顺应国际仲裁发展趋势、求真务实解决问题的司法立场。另一方面，上海一中院作为仲裁地法院积极行使管辖权、准确适用法律、明确仲裁协议效力规则，为自由贸易试验区多元化解决纠纷营造了可预期的法治环境，对于上海加快建设亚太仲裁中心、打造国际上受欢迎的仲裁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户外低俗直播则是伴随着网红城市、文旅发展而出现的另一类问题。户外直播本是带动当地文旅、让网友们云打卡的一种内容形式，可部分主播却把街头哗众取宠、强行骚扰他人等行为带进直播间。抖音直播通过提升识别能力、追究涉事MCN机构责任等手段，加强对线上内容的管理，并与多地相关部门搭建联动机制，“线上+线下”共同治理。以长沙为例，抖音直播联合当地，8月至今共处罚涉及低俗户外直播行为事件的账号一万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