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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过去十年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中国经济增长的方式在发生改变。从2012年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到2015年推动供给侧改革和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再到2022年党的二十大中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中国经济从以前依赖投资和出口导向的高速增长，逐渐向注重增长质量、创新驱动和可持续发展的中高速增长模式演变，中国经济的稳中向好是高质量发展中实现的。前三季度的数据显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了4%，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和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分别同比增长了11.3%和11.8%。与之对应的是研发经费投入的快速增长，中国全球创新指数排名提升至第11位，发明专利有效量位居世界第一，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不断加强，中国企业在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等领域的迅速进步对全球科技发展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也推动了全球的技术创新，而我们在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中，加大对高新技术行业的投资，也给世界的相关产业带来了增长的空间和机会。
对青年而言，婚恋观是人生观的重要组成部分。1932年，张竞生教授提出“爱情四定则”：“爱情是有条件的，爱情是可比较的，爱情是可变迁的，夫妻为朋友的一种。”这在彼时显得石破天惊，却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当下中国青年的婚恋观。究其原因，发端于社会、经济、思想文化的变革逐步形成了当下年轻人对婚恋多元性的追求与实践。
自我意识成为青年新型婚恋观的“水龙头”。如今的年轻人多为独生子女，自我意识使得个体对“自我实现”和“爱情生活”的独立性得以充分表达，导致对个体的边界意识以及对自身损益的敏感性增强，为婚恋条件性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正所谓“爱情不能成为降低生活质量的理由，婚恋不能成为禁锢自我实现的牢笼”，随着自我意识的强化，婚恋中的“逃跑主义”应运而生：青年人给自己的婚恋做起了“成本-收益”的经济分析，一旦这一结果不利，则会导致分手以求自保，重启选择“独美”的简单模式。在爱情领域，泛滥的自我意识不仅阻断了情侣间不可或缺的情感交互，更为情侣间的互不信任乃至两性对立埋下了种子。
经济形势是青年新型婚恋观的“催化剂”。一方面，当前收入和前景预期的收缩，催生了年轻人内心的焦虑情绪，致使“婚恋取决于条件”的观念趋于固化；另一方面，就业压力及其诱发的“社畜文化”进一步压缩了个体的可支配自由时间，降低了其在包容度方面的阈值，进而变相强化了“婚恋以独立为先”的取向。年轻人压力增加，时间精力大多都投入到了工作和事业里，剩余的时间也优先留给自己放松身心、回归自我，交给恋爱的时间少之又少，从而缺乏让青年人深入了解别人的空间。也正因此，诸如“恋爱靠边，搞钱第一”的口号才得以获得年轻人的自发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