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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产品质量法第三十三条规定，销售者应当建立并执行进货检查验收制度，验明产品合格证明和其他标识。台莱提指出，销售者订货期间首先应核实供货商的营业资质，还应确认产品是否出自正规生产厂家，产品是否符合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标准。“以玩具为例，销售者必须按照玩具的国家标准来进货，必须通过国家强制认证、3C认证以后才能销售。”然而台莱提透露，本次查获的“鼻吸能量棒”的现场销售人员对该产品存在的隐患并不知情。
一个地方的旅游服务不可能做到尽善尽美，总有些许的疏漏，如今，通过网络的力量为地方旅游“查漏补缺”，从而更好地开门纳客，成为了不少地方文旅局“必抄的作业”：直面问题而非视而不见，重在落实而非停留口头，“真诚”永远是必杀技，也永远是吸引游客前来的“财富密码”。毕竟，城市的旅游资源决定着它的下限，而创新的活动和用心的服务却能拉高它的上限。
就相关主体应当如何防范涉公司登记类纠纷，平谷法院民二庭副庭长董小明提示，当事人要增强个人信息安全意识和维权意识，不要轻易把身份证件借与他人，发现身份证件丢失后，要第一时间进行挂失登记补办，当发现身份被冒用时，应及时依法维权。代理机构应增强对代理人的职业培训，建立从业信用体系，从规范和制度层面促进依法代理的良好职业氛围。此外，还应当利用“互联网+”等技术手段，加强和规范工商登记审查，对于注册登记全程留痕，以便事中监督、事后追责。公司及其股东、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控制人等需增强法律意识。在进行工商登记时，尤其是通过工商登记代理人、代理机构等中介机构办理相关手续时，要意识到提交材料务必真实合法以及对于中介机构的行为进行监督，否则一旦因公司陷入纠纷，其亦有可能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本案解决了当事人自愿约定将涉外争议提交境外仲裁机构仲裁但将仲裁地确定在我国内地的情形下仲裁条款效力的争议问题。我国仲裁法对于该问题没有作出规定，但司法实践不能以法无明文规定而拒绝回应。从国际商事仲裁实践看，仲裁地作为法律意义上的地点，与仲裁庭的开庭地点、合议地点、调查取证地点等均没有必然的联系，其功能主要在于确定仲裁裁决籍属、确定有权行使司法监督权的管辖法院以及用于确定仲裁程序准据法、仲裁协议准据法等。本案中，当事人约定的仲裁地在上海，故新加坡最高法院上诉庭判决案涉仲裁条款效力宜由仲裁地法院即中国法院作为享有监督管辖权的法院予以认定，而不宜由新加坡法院作出认定。上海一中院结合我国法律对相关问题未作禁止性规定的实际情况，通过将仲裁法第十六条规定的“选定的仲裁委员会”宽松解释为“仲裁机构”的方法填补法律漏洞，裁定当事人约定争议提交境外仲裁机构在我国内地仲裁的条款有效，展示了人民法院充分尊重当事人仲裁意愿、顺应国际仲裁发展趋势、求真务实解决问题的司法立场。另一方面，上海一中院作为仲裁地法院积极行使管辖权、准确适用法律、明确仲裁协议效力规则，为自由贸易试验区多元化解决纠纷营造了可预期的法治环境，对于上海加快建设亚太仲裁中心、打造国际上受欢迎的仲裁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