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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美河豚与肥腴熟肉皆是美味，而苏轼为吃甘愿冒痛风、身死之险，虽有妙趣，却亦过于贪口腹之欲，明显不符合儒家的中庸哲学。至北宋末期，士人笔记中对苏轼同类故事的记载已有雅化趋势，以苏轼与刘贡父的“三白”戏谑为显。“三白”最早见于朱弁《曲洧旧闻》。苏轼回忆在制科考试时所食美味，称“日享三白，食之甚美，不复信世间有八珍也”。刘贡父追问何为“三白”，对曰：“一撮盐，一楪生萝卜，一碗饭，乃三白也”，引刘贡父大笑。之后刘贡父请苏轼过其家吃皛饭，案上所设惟盐、萝卜、饭而已——盖取三白为皛字。苏轼再邀刘贡父赴家宴吃毳饭，案上空无一物，盖毛与无同义，毳字意为三无，既无盐，亦无生萝卜与饭。与之前所载的猪肉、河豚不同，“三白”叙事不粘连于口欲之乐，更凸显宋代文士的文字游戏，趣味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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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西平认为，约在1500年至1800年间，中欧之间有过“恋爱”期，彼此都对对方的文化感到好奇、仰慕。利玛窦和继其之后的许多传教士，都怀着尊重中国文化的态度，扮演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莱布尼茨、伏尔泰等学者，更认为中国是礼仪之邦、理性之国。诚然当时中欧认识中的彼此并不完全符合事实，但那种愿意主动了解、并基于了解和尊重开展交流的态度，值得今人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