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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23年4月起，工作专班集中开展起草工作，形成立法建议稿初稿后，充分征求检察系统内意见。同年10月，受最高检委托，中国法学会专门召开立法专家咨询论证会。一个多月后，最高检联合最高法、司法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水利部、应急管理部、市场监管总局等7部门，召开建议稿起草工作座谈会……建议稿在认真论证中逐渐成形。
此外，用人单位未组织文体活动且无其他过错的，不承担赔偿责任。认定文体活动的组织者，应从主客观两个方面进行：首先，在主观上有策划活动、组织活动、经营活动、召集人员、管理人员以及控制风险的意思。不管是自愿或受指令，公益或营利目的，皆不例外。其次，在客观上有策划活动、组织活动、经营活动、召集人员、管理人员以及控制风险的具体外在行为。符合主客观要件后，即可认定相关民事主体为活动组织者。活动的组织者负有对风险的提示、防范和控制以及提供充分的事后救助义务。
经济形势是青年新型婚恋观的“催化剂”。一方面，当前收入和前景预期的收缩，催生了年轻人内心的焦虑情绪，致使“婚恋取决于条件”的观念趋于固化；另一方面，就业压力及其诱发的“社畜文化”进一步压缩了个体的可支配自由时间，降低了其在包容度方面的阈值，进而变相强化了“婚恋以独立为先”的取向。年轻人压力增加，时间精力大多都投入到了工作和事业里，剩余的时间也优先留给自己放松身心、回归自我，交给恋爱的时间少之又少，从而缺乏让青年人深入了解别人的空间。也正因此，诸如“恋爱靠边，搞钱第一”的口号才得以获得年轻人的自发认同。
第二是为爱奔跑。去年夏天，《中国慈善家》杂志、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以及另外几个单位，要在武汉开一个跟慈善有关的大会。会上我将做一个主题演讲，参加一次座谈，还要与几家单位联合发起一项慈善活动。我刚在上海参加完一个活动，就匆忙赶往车站。因为堵车严重，为了赶上开往武汉的列车，我们在离火车站很远的地方就下了汽车，然后往火车站奔跑。在车站的候车大厅里，为了节约时间，我们弯腰穿越了一道道的“防线”。当然这有点违反规定了，但是为了赶车也没办法。最后，在即将开车前的两分钟，我们终于上了车，刚刚坐稳，火车就开动了。如果赶不上这列火车，我就无法完成会议交给我的任务。这就是“知老忘老，为爱奔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