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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案解决了当事人自愿约定将涉外争议提交境外仲裁机构仲裁但将仲裁地确定在我国内地的情形下仲裁条款效力的争议问题。我国仲裁法对于该问题没有作出规定，但司法实践不能以法无明文规定而拒绝回应。从国际商事仲裁实践看，仲裁地作为法律意义上的地点，与仲裁庭的开庭地点、合议地点、调查取证地点等均没有必然的联系，其功能主要在于确定仲裁裁决籍属、确定有权行使司法监督权的管辖法院以及用于确定仲裁程序准据法、仲裁协议准据法等。本案中，当事人约定的仲裁地在上海，故新加坡最高法院上诉庭判决案涉仲裁条款效力宜由仲裁地法院即中国法院作为享有监督管辖权的法院予以认定，而不宜由新加坡法院作出认定。上海一中院结合我国法律对相关问题未作禁止性规定的实际情况，通过将仲裁法第十六条规定的“选定的仲裁委员会”宽松解释为“仲裁机构”的方法填补法律漏洞，裁定当事人约定争议提交境外仲裁机构在我国内地仲裁的条款有效，展示了人民法院充分尊重当事人仲裁意愿、顺应国际仲裁发展趋势、求真务实解决问题的司法立场。另一方面，上海一中院作为仲裁地法院积极行使管辖权、准确适用法律、明确仲裁协议效力规则，为自由贸易试验区多元化解决纠纷营造了可预期的法治环境，对于上海加快建设亚太仲裁中心、打造国际上受欢迎的仲裁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完善生态环境分区管控体系。有计划分步骤实施碳达峰行动，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开展多领域多层次减污降碳协同创新试点，进一步发展全国碳市场。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绿色环保产业、现代服务业，推进“公转铁”“公转水”，坚决遏制高耗能、高排放、低水平项目盲目上马。实施全面节约战略，全面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信用贷款，给小微企业插上了梦想的翅膀。”1月16日，在宁波市政协十六届三次会议的“委员通道”上，宁波市政协委员、江北区民营经济发展服务中心主任徐波接受采访时表示，为了让小微企业获取无抵押、无担保的信用贷款，该中心通过采用市场监管局掌握的经营主体大数据，给企业出具信用报告，解决了由于银行信息不对称导致的不敢贷不愿贷问题。
“蹭热点”的背后，要多一些“冷思考”。作为“零售之刃”的信用卡赛道在近年来的表现并不如意，存量业务承压且仍在不断收缩，行业不良抬头、增长乏力。从行业赛道看，2023年上市银行半年报数据显示，不少品牌信用卡贷款增速放缓，叠加一些银行甚至取消信用卡部门，零售金融主角的光环渐趋黯淡。从行业外部看，互联网平台机构同样也能满足用户借款需求，替代产品越来越多，从侧面反映出信用卡“暴利”时代已过，存量市场竞争激烈。